专记
限于志体无法系统展开叙述，将学校的革命历史作为专题记述，既避免碎片化，又突出学校特色，存史育人。本专记分为早期办学时期（民国时期、解放初期）师生革命斗争与进步活动、立信音乐训练班、英烈录三部分。
李建模、顾准是立信会计学校1930年代加入中共的代表人物，他们通过立信同学会这一组织形式，动员、组织师生进行爱国民主活动，开展革命斗争。李建模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秘书长。在中共领导下,宋庆龄担任武卫会主席。武卫会是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性革命组织，立信同学会是武卫会在上海开展活动的基点之一。顾准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立信教师的职业为掩护，曾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此后又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0年夏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1947年,立信同学会、立信校友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相继建立党小组、党支部。学校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没有立即公开党的支部。12月6日，上海市委正式发出《关于公开党的决定》，在学校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学生会。民国时期、解放初期，学校师生以积极向上、追求进步为典型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师生通过立信同学会的组织形式，设立救亡工作推进委员会，举办立信剧社、立信歌咏队等，开展爱国民主活动。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校方积极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拘押的党员师生，师生不畏强暴护校，教师出钱出力配合上海解放。
1936年3月至1937年9/10月间，中共地下党利用立信的有利条件，在吉祥里18号开办立信音乐训练班，培养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作曲、指挥人才。担任教师的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中共党员吕骥、贺绿汀、周钢鸣等。立信音乐训练班连续举办3期，培养一百多人，麦新、孟波、孙慎、王莘等从立信音乐训练班走出，是立信音乐训练班第二三期教师，成长为我国现代著名音乐家。他们创作《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批抗日救亡是歌曲，麦新、孟波编辑发行《大众歌声》第1集 “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本革命歌曲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立信音乐训练班教师发起筹备“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大刀进行曲》首先由立信师生在上海文庙唱响。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立信音乐训练班师生冼星海、周钢鸣、孙慎、麦新、吉联抗、孟波、阮章競分别参加各种抗战组织，离开上海，立信音乐训练班停办。
英烈录记载李建模、吴志诚、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五位英烈。李建模从上海回到家乡抓“枪杆子”，重建常熟县委，创建沙家浜抗日根据地，是红色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郭建光艺术原型之一；服从组织安排，在抗日根据地财经战线抓“钱袋子”，保障根据地军民的供给，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突出贡献。吴志诚从入立信会计学校读书的吴佐臣，到出狱后改名吴子良，再到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改名吴志诚，三易其名表现出一位革命战士信念斗志愈加坚定的历程。1945年10月15日，李建模、吴志诚一道以身殉职。1948年秋，立信会计学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周宝训，学生党员吕飞巡、黄秉乾同学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宁死不屈，于上海解放前夕壮烈牺牲。
革命斗争与爱国民主活动
中共党员与党组织
李建模、顾准是立信同学会的领导人。1934年，立信同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建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教师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建模、顾准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带领和团结师生追求进步，是学校办学早期中共的代表人物。1936年初，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顾准任该会党团书记、职员党支部书记。立信音乐训练班于1936年3月至1937年9/10月举办，教师、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贺绿汀、周钢鸣、吕骥、孙慎。
黄逸峰，1937年7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教务副主任。黄逸峰是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闸北区区委委员，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掩护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脱险。
据《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统计，抗日战争爆发时，上海有中共党员约二百人。1934-1937年8月期间，已知立信工作的中共党员有10人。
表专-2-1 1934-1937.8期间立信的中共党员一览表
姓名 |
学校及社会职务 |
入党时间 （入党介绍人） |
1936/1937年主要职务或革命活动 |
黄逸峰 |
教授 教务副主任 |
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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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 |
立信音乐训练班教师 |
1926 |
创作抗日救亡歌曲 |
李建模 |
历任立信同学会主席、执委（陆同福布庄申庄经理） |
1934 |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秘书长等职 |
周钢鸣 |
立信音乐训练班教师，《大美晚报·文化街》周刊特约编辑、《生活知识》编委 |
1934.4（周扬为其入党宣誓的监誓人） |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救亡日报》编辑、记者 |
顾 准 |
立信教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辑部副主任 |
1935.2（林里夫） |
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党支部书记 |
吕 骥 |
立信音乐训练班主持人、教师（1937年1月前） |
1935.2（谢韵心、张庚） |
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创作抗日救亡歌曲 |
王纪华 (王文清) |
立信同学会进社成员，江海关同益里俱乐部图书馆管理员 |
1936.1（胡乔木、王翰） |
武卫会沪中区分会主席 上海全市性重大抗日救亡运动内部秘密行动指挥部的核心组成员（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等） |
立信教师 |
1936.7（任达，即任铁峰） |
中共江海关地下小组（支部）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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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璧 （方采秀） |
立信学生、同昌车行会计 |
19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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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慎 |
立信歌咏队指挥、立信音乐训练班教师，中国国货公司会计部职员 |
1937.4 |
创作抗日救亡歌曲 |
2.入职立信的早期党员
韩曼涛，曾用名庄文恭等，1920年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留学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22年6月回国,7月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中共上海市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五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7年8月，他因多年积劳成疾、肺痨严重无法工作，向党中央提出辞职。9月，党中央正式批准其辞职在沪养病，自谋职业。不久，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春，韩曼涛进入立信读书，学成后留校工作，在立信持续工作二十年直到上海解放，1952年调北京工作。
顾准与韩曼涛共事十多年，猜测“旁观者”韩曼涛曾是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经费紧缺时向韩曼涛临时通融过钱，顾准还给韩曼涛看过毛主席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专员顾准率部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财政、税务机构。在顾准的率领下，韩曼涛是接受上海直接税局的中共代表之一。韩曼涛调北京，先后在财政部、商业部工作。1965年11月病逝，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祝百英，原名竺延璋，早年介绍陆定一加入青年团，1925年和陆定一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1930年回国。1947-1952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聘祝百英为教授，讲授货币银行、经济核算制等课程，1949年12月任学校教务委员会委员。在立信执教期间，他兼职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交通大学等校。
3.邀请党员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演讲、讲学
在顾准、李建模的主持下，立信同学会邀请著名学者来到吉祥里18号的立信会计学校演讲、讲学。1935年，应邀来立信办学的吉祥里18号演讲、讲学先后有中共党员有艾思奇、薛暮桥、柳湜、钱亦石。
表专-2-2 1935年来立信会计学校演讲、讲学的中共党员一览表
姓 名 |
当年任职 |
政治身份 |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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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66） |
上海《读书杂志》编辑 |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毛泽东誉他为“中国的理论 领域的忠诚战士” |
薛暮桥 （1904-2005） |
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孙冶 方等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 |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研究》，发行一千万册， 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启蒙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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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1968） |
上海《申报》读书指导部主任，还与李公 朴、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 |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教育部 副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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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1938） |
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教授 1936至193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党团书记 |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8年，冼星海成为其女婿 |
1935年应邀来立信会计学校演讲、讲学著名爱国人士先后有李公朴、潘仰尧、马寅初、黄炎培、杨荫溥、钱端升、章乃器、沈立人、杨卫玉、刘湛恩等。
表专-2-2 1935年来立信会计学校演讲、讲学的著名爱国人士一览表
姓 名 |
当年任职 |
政治身份 |
备 注 |
李公朴 （1902-1946） |
与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 1934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 |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 委员，“七君子”之一 |
1946年7月11日，遭国民 党特务暗杀 |
潘仰尧 （1894-1973） |
曾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上海职业指导所 主任，1932年中国征信所经理 |
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理事 |
立信兼职教师 |
马寅初 （1882-1982） |
交通大学教授 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安内” 政策。1934年，针对引发物价大混乱及对外 金融政策失当问题，马寅初在立法院会议上 激烈责难财政部长孔祥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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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 1952年5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 北大名誉校长 |
黄炎培 （1878-1965） |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 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 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 支持淞沪会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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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兼职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担任 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 部长 |
杨荫溥 （1898-1966） |
1934年2月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行总务处 长，后兼任总行储蓄部经理和经济研究室 主任，兼中央大学等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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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获美国西北大学 经济学硕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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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90） |
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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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 大学）首任院长 |
章乃器 （1887-1977） |
中国征信所董事长 中国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 |
同年，沈钧儒，邹韬奋， 陶行知，李公朴等组织 上海各界救国会。“七 君子”之一 |
立信兼职教授 1952年8月出任共和国第一 任粮食部长 |
沈立人 （1897-1953） |
知名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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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52年任江南大学 校长 |
杨卫玉 （1888-1956） |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总干事 兼任上海大夏大学、上海工商专科学校等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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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曾任轻工业部副 部长 |
刘湛恩 （1896—1938） |
1928年起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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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 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 |
1938年4月7日，遭日伪 特务暗杀身亡 |
1942年，在重庆组建立信会计学校同学会。重庆立信同学会采取干事制，周信、吴履绥（中共地下党员）、李似荦、施明璋、张文晟等任干事。立信同学会聚会地址在汇通银行4楼等地，先后邀请学术界知名专家郭沫若、邓初民、金仲华、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施复亮、侯外庐等演讲，内容有苏联见闻、反法西斯战场的分析、战后中国经济复兴、大后方的物价与税收等。
4．党组织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有两个党支部，一是校本部党支部，一是市区部党支部。1947年秋，祝幼琬、叶文静（叶铮）、杨爱娟 、马问池4名中共党员学生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读，建立校本部党支部。祝幼琬任党支部书记。祝幼琬团结带领同学们开展斗争，遭到校方停学一学期处分，于1948年春被迫离校，转入中华工商专校就读。1948年春，党员孙铭、金声远、施智君、朱象贤、严锡勤转入立信读书，孙铭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发展徐远昭、陆蕴华（陆方）、董斐云入党。7月学期结束时，党支部鉴于孙铭、叶文静（叶铮）、徐远昭、陆蕴华（陆方）、董斐云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为避免革命力量遭到损失，经上级党组织安排，上述同学离校赴皖西革命根据地。秋季开学，金声远任党支部书记。12月，支部发展范镇华入党。1949年春，党支部先后发展王钟麟、郭涵东、周成位等12人入党。1949年3月，校本部党支部拥有党员19人。上海解放后，周成位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支部书记，以职员代表的身份进入校务委员会。
1949年2月，校本部党员施智君、朱象贤转入市区部就读，开辟市区部党的工作。起初，市区部两名党员与其他三所专科学校组成校际党支部，施智君任书记。党支部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培养积极分子，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鼓舞斗志，壮大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党员，迎接上海解放。经过近两个月工作，市区部积极分子很快涌现和成长起来，4月，发展高蕴真、屠秀菊等4人入党，市区部由此单独成立党支部。施智君从事校外工作，党支部书记由朱象贤担任。
立信同学会（校友会）和上海立信高级会计补习学校，先后建立党组织。
1947年初，中共地下党加强上海各补习学校党的工作，建立上海立信高级会计补习学校党支部，梁润任支部书记。1948年，周宝训任支部书记，支部党员有卢栋华、梁润、吴天钧、吕飞巡、黄秉乾、周衍、方善昌、罗宾、郑熏琪、周士谋、司徒金康等16人。
1947年初，立信同学会（校友会）建立党小组，成员有周信、高云樵、吴履绥等。党小组活动往往和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党支部活动联系密切。他们按照党的“勤学习、广交友”指示精神，为同学、校友服务，关心同学、校友生活、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赢得广大同学、校友爱戴和拥护。立信同学会（以补习学校同学为主）、校友会（以专科学校毕业生为主）骨干周信、吴履绥、高云樵、陆修渊、梁汝瑚、徐正凡、黄浦、任锦、上官牛耳、杨成德等是中共地下党员。立信同学会（校友会）中的不少党员，既是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教师，又是同学会（校友会）负责人。
上海解放后，没有立即公开党的支部。1949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支部书记周成位作为“职员代表”，成为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1949年12月6日，上海市委正式发出《关于公开党的决定》，在学校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学生会。1951年4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召开第一次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校长李鸿寿、学校党支部书记周成位（学校图书馆主任）分别在会议上作报告。1951年6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成立肃反委员会，周成位代表学校党支部、陈大育代表学校团支部，为学校肃反委员会委员。
1952年秋，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派杨柏和、顾少琮、陈光明3名党员来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工作，建立党支部，杨柏和任党支部书记。
表专-2-3 学校党组织隶属关系一览表
学校党组织名称 |
建立时间 |
上级党组织 |
立信同学会、立信校友会党小组 |
1947年初 |
中共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店员工作委员会 |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本部党支部、 市区部党支部 |
1947年秋 |
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专科学校区委 |
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党支部 |
1947年下半年 |
先后隶属于中共上海补习学校委员会、中共上海职员运动委员会 |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支部 |
1949年4月 |
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专科学校区委 |
1950年 |
划为所在地中共徐汇区委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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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党支部 |
1952年秋 |
上海市教育局党委 |
1.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李建模、顾准组织和团结立信同学会成员抵制日货，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3年2月，李建模、顾准在立信同学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的进步组织——进社。进社寓意要求进步向上，参加者是立信会计学校师生中的先进分子，如李燮泉、沈尉萍、童志培、李少甫、夏舜凯（夏增寿）、陈怀德等，不久又吸收王文清（王纪华）、方采秀（汪璧）等，进社成员发展到28人。
李建模是立信同学会执委会主席，1931年晋升为陆同福布庄上海分庄经理，每年要去浙江、福建等地收帐。李建模目睹偏远农村经济凋敝，在福建浦城、赣东北亲闻农村革命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给他以极大的教育。进社每周一次集中学习，学习马克思著作，谈论解决社会弊端的办法，李建模向大家介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信息，介绍方志敏部队纪律严明、老百姓拥戴红军等。他说，我在苏区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
经过学习，大家提高思想觉悟，认为进社的活动不能仅仅停留读书交流，必须找到中共党组织。中共在上海建立“远东反帝同盟中国分会”，党团负责人刘丹。经过一番寻找，渴望参加革命的顾准、王纪华、童志培等找到大场山海工学团的徐瑛（女），经引荐，顾准见到刘丹。刘丹全面审查进社的情况，代表党组织宣布，进社从此接受远东反帝同盟中国分会的领导。刘丹指示顾准，一是要保存和发展进社；二是选举产生进社领导机构干事会；三是办一份油印杂志《前卫》，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四是起草一份《进社纲领》，明确进社的斗争方向。对进社纲领的内容，刘丹指示说，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前途是社会主义。顾准对这些已有认识，很快写好纲领，刘丹稍加修改，便让顾准把《进社纲领》刊载在《前卫》上。进社成员经会议选举，顾准为进社干事会总负责人。《前卫》载文，声援正在进行的美亚绸厂的罢工斗争，并决定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当时由李公朴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1934年8月，远东反帝同盟负责人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
1935年8月，立信同学会创办《友讯》月报，编辑者为“上海河南路吉祥里18号友讯月报社”，发行者为“上海北京路江西路兴业大厦立信同学会”，向社会公开发行。该刊以切磋学术与敦睦友谊并重的综合性期刊，刊载学校的动态及救国救亡等方面的文章，如《会计人员的救国责任》，剑嘉的《戏剧在目前的任务》，周达的《上海剧坛的新姿态》，《<沈阳之夜>本事》,莫世英的《实施救国工作的讨论》，蒋庸言的《关于妇女往哪里去的问题》，方之的《<调整中日关系先决条件>的透视》等，转载《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宣言》等。《友讯》月刊连续发表救国的文章，转载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宣言等，大声疾呼：“全国上下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作战，抗日救亡。”
1936年2月，立信同学会设立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发出《为民族解放运动告同学书》，号召“积极唤醒大众，组织大众，方能上下一心，集中力量，共御外侮。”立信同学会在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上设立“征求总队”，校长潘序伦任征求总队的总队长，李鸿寿、陈文麟、顾询、甘允寿等任队长。经过征求总队的积极有效的组织工作，立信同学会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于3月6日宣告成立，聘余光裕、邵振德、冯尧圻、丁苏民、陆修渊5人担任委员，余光裕为召集人。3月9日，立信同学会印发《本会为成立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告同学书》，宣布立信同学会授权于救国工作推行委员会，在救国行动上即成为全体同学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号召同学们，快整齐我们的步伐，以数千同学的力量在解决国难上发生作用。《告同学书》明确，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制定学校日常的救国工作计划，分配各位同学以适当的救国工作，而且将和当地、全国的救国阵线取得经常的密切的联系。6月9日，余光裕赴外埠工作辞职，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改聘邵君美、冯尧圻、陆修渊、周成勋、杨祚铭5人任委员。救国工作推进委员会组织团结学校师生，分别建立级会、级联会、班会等基层组织，组织若干个3人一队的宣传小队，到各级、各班中开展救亡宣传。1936年6月，学校教师顾准、甘允寿、沈蔚萍等，列席十七届级联会，并给予指导。
2.武卫会与立信师生
193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 “武卫会”），宋庆龄担任主席。武卫会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顾准找到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与武卫会建立联系。林里夫决定：一是利用进社读书会的机会，由顾准在会上公开宣读武卫会抗日救国纲领，以扩大影响，争取合法地位；二是进社解散，除个别成员按其自愿参加其他革命组织外，其余均转入武卫会。进社成员一致表示拥护武卫会纲领，接受武卫会的领导。1934年下半年，进社解散，大部分成员转为武卫会会员。
武卫会公开宣告成立后，建立并发展总会机关及由总会直接组建的上海市分会，相继成立华南分会、南洋分会、美洲分会、华北分会。1935年1月，顾准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3月，顾准调武卫会总会任宣传部副部长；3月李建模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8月任武卫会总会党团成员、总会秘书长。同学会的骨干李少甫、童志培、王纪华等成为武卫会的干部。通过活动，发展吴佐臣（吴志诚）、周豫康、陆修渊、邵君美等为武卫会的会员。
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同学会均设在河南路吉祥里18号，联系便捷。立信同学会成为武卫会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点之一。他们以吉祥里18号为基地，为武卫会等进步团体翻印宣传品，积极宣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基本纲领》，动员各阶层群众参加武卫会，建立各级武卫会的组织。武卫会上海市分会领导沪东区分会、沪西区分会、沪中区分会、闸北区分会、南市区分会等，王纪华任沪中区分会主席。李建模在自己的家乡常熟发展薛惠民等为武卫会成员，成立武卫会常熟分会。1936年2月，顾准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立信同学会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有密切的联系。
图9-1-1 1936年4月，立信同学会主编出版的《友讯》月报第九号 |
立信会计学校师生通过立信同学会的组织形式，以歌咏、戏剧等为载体开展进步文艺活动。
（1）立信剧社。1935年成立的立信剧社，是立信同学会学艺部下属的戏剧运动部门，参加演出的有王曼秀、尉迟缨、于茵、唐志文、李俊儒、顾也鲁、张怀萱、王碧澄、王碧雯、张明聪、卜明等。立信剧社与上海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有密切联系。上海汇聚许多革命文化工作者，先后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1935年秋，立信剧社在四川路青年会公演话剧《叛徒》，获得观众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1936年初，立信同学会执委会加强立信剧社干事会力量，将干事会人数由5人增加到7人，他们是严宓、薛建白、郭震东、张怀萱、冯尧圻、唐志文、王炯章；干事会决议，郭震东任剧务主任，薛建白任总务主任。立信剧社聘请许秉铎（左联成员）、徐韬（中共党员）为导演，选定剧本。1936年2月26日，立信剧社在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以学校交谊会的形式，公演国防话剧《芳子》《沈阳之夜》。《芳子》的作者庄明，导演徐韬，演员有桂伊微、张怀萱、王瑛、唐志文、劳绍怡等。《沈阳之夜》的作者陈白尘，导演许秉铎，演员有郭震东、于茵、刘云、张明聪等。
立信剧社还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夜》《父子兄弟》等抗日题材的话剧，在市区和郊区大场顾家宅等地广场或街头演出。陈鲤庭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叙述的是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揭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认识到必须团结抗日才有生路。陈白尘1935年创作的《父子兄弟》，以日本侵占沈阳和伪满统治为背景，叙述刘家失散多年的长子刘志贵归家却被次子和幼子打死的悲剧。立信剧社的演出，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进步媒体关注，沪港两地报纸、期刊报道立信剧社演出信息，发表评论文章。1936年4月，《影舞新闻》（周刊）第17期，发表署名林蜚的《立信交谊会上演出“芳子”“沈阳之夜”》的评论；6月14日，香港《生活日报》（邹韬奋创办）发表署名周达的《上海剧坛的新姿态》，对立信剧社的公演给予积极肯定。
立信同学会依靠会员缴纳会费维持，立信剧社排练、演出需要不少经费，为解决经费拮据问题，学校师生为立信剧社捐款。1936年1月，向立信剧社捐款的师生有李建模、王季昌、周豫康、王炯章、沈尉萍、张明荣、唐志文、孙琦、吴佐臣（吴志诚）、张怀萱、严宓、薛建白13人。潘序伦校长了解到立信同学会经费支拙和场地等原因剧社陷入停顿后，慨允给予各种帮助和便利，并向立信剧社捐款。
上海沦为“孤岛”后，立信剧社在教室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演出独幕剧、活报剧等，演出吸引不少进步校友，参加剧社的人数增加到三四十人，在开学或联欢会上演出田汉的作品《名优之死》。立信剧社还开办化妆、舞台表演的训练班，召开影剧座谈会，出“剧艺”墙报等。
抗战胜利后，立信剧社在上海恢复活动，排演1940年代上海话剧的代表作《梁上君子》等。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将按照惯例，在1948年元旦举行校友同乐会，以资联谊，假座贵州路上的湖州同乡会湖社，由立信剧社演出《梁上君子》《生死恋》。国民党当局规定，演出前须将演出的剧本送上海市社会局审查。《梁上君子》是黄佐临翻译、改编的匈牙利戏剧家莫纳的《律师》，在日军侵占上海的1942年演出，表现“家破国碎思家国”。1947年12月19日，校长潘序伦呈文上海市社会局，将该两剧本派员送审以符合规定，文件说明是“并不售票”的非商业性演出，特请审查并提前核复。
（2）立信歌咏组织。立信同学会设立的歌咏组织，先后是立信歌咏队、立信歌咏组和立信歌咏团。1936年2月，立信歌咏队成立，周以篆、杨祚铭先后任队长，中共党员吕骥介绍孙慎任音乐指导。《友讯》第8期刊登《立信歌咏队征求队员》：希望同学们大家参加这一个新的队伍，用我们的吼声来唤起垂亡的国魂。立信歌咏队每周日晚为集中练习时间，立信歌咏队以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为武器，积极参加救国会领导的游行示威活动、歌咏活动，是沪上有影响的业余歌咏团体之一。
图9-1-2 1948年8月，立信歌咏团油印刊物《歌讯》第17期 |
1946年，立信歌咏组改称立信歌咏团，推任静、上官牛耳任正副团长。歌咏团下设总务、联络、学术和康乐四股，整理和登记团员，颁发团员证，编辑发行油印歌咏团的团刊《歌讯》，一批积极进步的同学陈景林、陶箴荪、黄秉乾等是歌咏队骨干。林吉清校友给予歌咏团大力支持，将中一大楼二楼64号给歌咏团作办公室用。歌咏团第四次干事会聘请周熚鼎、马铁飞为顾问，教唱进步歌曲《黄河大合唱》《我们的队伍来了》《兄妹开荒》等。1946年9月15日，假座先施公司同人联谊会礼堂，举行联欢大会，立信歌咏团演唱，先施公司同人歌咏团参加客串演出。他们和上海的进步歌咏团体联合演出，演唱进步歌曲。一年后，马铁飞、周熚鼎因其他事情繁忙辞去歌咏团顾问一职。
中共党员黄秉乾在立信歌咏团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是《歌讯》的编辑，编选进步文章，并承担《歌讯》刻钢板油印等工作。《歌讯》第17期设立“纪念聂耳逝世十三周年”专栏，邀请郭乃安演讲“介绍聂耳的一生”，刊载其演讲的内容；还报道陶行知、田汉等内容，校友顾福佑的“旅馆业会计”知识讲座等；刊载春雷合唱团（中华音乐院暑期组织的）、益友歌咏队、绿营歌咏团、银联歌咏团等进步歌咏团体的信息。
《友讯》月刊在抗战期间停刊，1947年立信同学会、校友会恢复出版《友讯》。立信同学会、校友会举办读书会、报告会、文艺讲座，油印《火炬》《交流》等刊；恢复舞蹈组，排练演出进步话剧。他们通过这些活动，团结广大师生，发展壮大进步力量，揭露社会的黑暗，扩大进步、民主的影响。
顾准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领导上海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陆修渊任立信同学会执委会主席，高云樵、吴履绥、唐根才、江爱纯等为执委，袁恒通为监委，黄华麟负责学术部，沈家桢负责图书馆。陆修渊发起立信同学组织读书会，参加者都是立信同学，有瞿柯、吴履绥、高云樵、唐根才、平笑霞、江爱纯、王安定、尹东山、李以宝、冼戴真、梁锦宜等。读书会设在宁波路大纬织造厂陆修渊的办公室，每周六晚进行，历时一年。读书会学习讨论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顾准还组织校友不定期集会，讨论抗战形势，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心，探讨同学会的组织工作。
1939年，学校教师顾准组织并和沙千里等出面，聘请陈望道、周谷城、李平心、巴人（王任叔）、许广平等进步教授学者任教师，以第四中华职业学校名义，在“浦东大厦”举办的“现代知识讲座”，系统教授《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有从根据地来的同志向学员介绍新四军情况。该讲座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关于就地组办“抗大”培训干部的指示而举办的，地下党员王纪华、程俊等负责。讲座每期3个月，4期共有学员800多人，时有“上海抗大”之称，为抗日培养和输送大批优秀干部。立信同学会选派高云樵等许多同学参加，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斗争觉悟有了提高。经过组织考查培养，高云樵等成长为共产党员。1939年夏，顾准派陆修渊到“益友社”工作，高云樵任立信同学会执委会主席。立信同学会鼓励同学按照职业，参加中共领导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益友社、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等等中共领导的职业界进步组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占领租界，立信同学会停止活动，许多进步同学奔赴大后方。
4.掩护党员
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滩，在党员遭到危险的时刻学校进步师生设法给予掩护。潘序伦知道韩曼涛二十年代就参加党的工作，当上海租界搜捕革命者风声紧张时，潘序伦就派韩曼涛到外地去查帐，以“避风头”。潘序伦明知顾准在立信做革命工作，但对顾准的活动总是眼开眼闭，故作不知。顾准可以经常安全往返地下党、救国会、学校和事务所之间，遇到紧急情况往往化险为夷。立信教师的中晚餐，采取是包餐制，即由餐馆承办并到时送饭菜上门，大家和事务所职员一道在吉祥里18号8人一桌集中用餐。1936年12月下旬一天，午饭时刻，顾准来的吉祥里18号在饭桌边刚坐下，身边的唐荣山悄悄告诉顾准，大门外有个可疑男子，指名道姓要找你！经唐荣山提醒，顾准发现大门外站着可疑人，穿着讲究却久立寒风中。顾准立即警觉起来，在教师们的掩护下，迅速从后门离开，到北京路跳上公交车，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转移到浙江嘉兴隐蔽。经了解，武卫会出了叛徒，上海武卫会原组织部长葛志明向敌人出卖同志。顾准连夜撤往杭州。杭州光华火柴厂会计李少甫毕业于立信，曾任立信同学会执委。李少甫利用关系，设法把顾准安排在杭州西湖边一座寺庙隐藏，避开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耳目，保护了顾准的安全。
1940年7月，潘序伦从上海抵达重庆，在渝筹备办学。
上海沦为“孤岛”后，市面一度畸形繁荣。立信许多教师自愿放弃“孤岛”安稳舒适的生活，放弃可以得到的丰厚收入，结伴长途跋涉，去大后方培养人才。1941年1月8日，应潘序伦电召，陈文麟、王庭桂、蒋春牧、黄子仁一行自沪赴重庆。陈文麟是会计学教授，又是经验丰富的会计师。他毅然别妻离子，离开孤岛奔赴重庆，时长女6岁，次女5岁，小女出生才3个月。蒋春牧在沪工作十载，生活安定，睡的是软垫床，决心赴四川后，为适应旅途环境和将来的重庆生活条件特改睡地板。他们乘英商太古洋行“江苏”号海轮抵香港，只弄到一张去重庆的机票。陈文麟乘飞机去重庆。王庭桂一行3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却携带大后方紧缺的打字机、文件、书本和罐头等总计十大件行李，翻山越岭，通过日军封锁线，在荒山野地长途跋涉，体力不支，他们宁愿丢弃罐头、衣物，也保住书籍、打字机。他们经广东、广西、贵州抵达重庆，历时83天。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孤岛”沦陷。留守沪上的立信师生拒绝以“立信”之名向日伪政权登记注册，商定将学校改名为“明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则改名为“上海文件代办所”。为了维持立信同仁生活，他们组织一个“通达企业公司”，商请留沪的立信同仁入股，经营商业、证券、保险业务。“明信会计学校”向学生说明，中国人民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待到打败侵略者立信恢复之时，所发的“明信”的文凭和证件一律调换。
1942年8月，钱素君、张蕙生、潘兆申、宋启文及其妻一行5人结伴奔赴重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大规模的难民潮已经退去，只有区部地区有难民迁徙。私立高校的立信教师奔赴大后方，没有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持，在险象环生的漫漫旅途，一旦被敌人抓捕关押依靠的全靠机智与自信。车到安徽宿县，钱素君他们遭到敌军搜查，以疑是“重庆份子”拘押至日军司令部审讯，遭到恣意凌辱。日本兵严刑拷问，宋启文面孔被日军烙铁烧得血迹斑斑，潘兆申的喉咙被日军军犬咬破几乎毙命。日本兵费尽力气没有找到重庆分子的证据，第二天只有将他们释放。他们返回上海养伤后，于9月20日携手再次踏上奔奔重庆的旅程。经南京转合肥、六安，北上界首、许昌，又经洛阳、西安，跋涉万里，历时100天抵达重庆。
1943年春节刚过，会计教师储宝敏、英语教师吕惠珍、陈文麟之妻携长女陈玫（8岁），分别从上海、常熟到宜兴集中，再从宜兴蜀山出发，在老乡的带领下巧妙地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她们长途跋涉，经安徽、江西、湖南到达贵州，盘缠用尽，储宝敏找到一位小学同学的舅舅借到500元，才得以继续成行。8月23日抵达重庆，历时200多天。
在四川重庆大后方，立信的师生不忘“铁血救国”的在前方浴血奋勇抗敌将士，资助颠沛流离到后方急需救助的难民。师生们通过演出、演讲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在自身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慷慨解囊捐助。抗战时期，独山失守以后，湘桂吃紧，重庆民众焚心如火。为了慰劳国军，冯玉祥将军发起募集活动。北碚的立信同学闻讯后，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抗敌将士。有的同学将钱款积蓄，生活用品悉数捐献；不少同学置严寒而不顾，连过冬棉衣都捐了出来。收到捐物后，学校夤夜发运，副校长余肇池、教师管锦康和同学李宗光等当夜将大批慰劳品护送至筷子街立信大楼。
1944年12月，学校教职员工把一日所得捐献慰劳守卫黔边的将士及重庆的难民。
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学校师生踊跃参加“胜利劳军募捐”活动，至1945年9月28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师生共捐“胜利献金”119 200元。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李建模以上海的中国花边公司任会计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立信同学会的爱国民主活动。受党组织的派遣，他回到家乡常熟，于1938年重建中共常熟县委，建立地方武装。李建模利用乡缘、学缘，带领一些同乡、立信同学奔赴抗日根据地。
1937年，黄逸峰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副主任，讲授会计、簿记等课程，在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任组织部长。1938年夏，他利用暑假机会，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接上党组织关系。黄逸峰设计一个去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计划，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颇为欣赏，委黄逸峰以少将设计委员。1939年夏，李济深以蒋介石名义晋升黄逸峰为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派到苏北组建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在陈毅的指挥下，黄逸峰劝说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江苏税警总团陈二部与共产党合作，实现了统一战线，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确立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黄桥大捷后第4天（1940年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宣告成立，黄逸峰任司令员。这支部队以新四军和李、陈二部各一个连队为基础，召募苏中各地爱国青年踊跃参军，不到一月，官兵已过千人。许毅原是如皋县一家盐店任助理会计员，1935年参加立信会计函授学校的学习，1938年3月如皋沦陷，许毅的函授学习因邮路中断而被迫中止。日军在如皋县城及附近村庄实行野蛮的烧、杀、抢、掠、淫，激起如皋人民的极大愤怒，许毅回到家乡姜灶镇，联络爱国青年组建“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立信校友许毅参加“联抗”，在黄逸峰的直接领导下，历任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抗”司令部大队教导员、政治指导员等职。许毅把学到的现代会计知识服务于革命斗争，1941年9月任苏北联抗司令部粮秣处主任。
顾准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师职业为掩护，还兼任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的银行会计教师。1940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顾准向潘序伦提出辞职，赴苏南抗日根据地。顾准在立信月薪、分红有银币250元左右，兼两所大学的教职月收入又有一百数十元，可去根据地每月仅4元津贴。潘序伦尊重顾准选择，妥善安置顾准去根据地后一家老小生活，介绍顾准妻子汪璧（中共党员）到罗蔓饭店任会计，收入可应付一家人日常生活，并在福州路一家讲究的大西洋西餐馆设宴为顾准饯行。
顾准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始新四军的军旅生涯，先后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1943年3月，顾准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3月，应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之邀，顾准在其开办的会计训练班任会计教员。1945年12月，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先后任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渤海区行行公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1949年上海解放。顾准随部队进入上海，是上海市军管会成员，负责上海市直接税局、市货物货局、市财政局、市府会计处、审计处和市地政局等国民党财经部门的接受。
迎接上海解放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争取和团结进步师生，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打开学生工作局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支部积极开展对教师和学生宣传和团结工作。他们把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与进步书刊分送给一些教师和同学阅读。1949年，毛泽东主席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党支部及时把《将革命进行到底》寄给潘序伦校长，宣传党的政策，团结、争取校长。
1949年初，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解放军进军大上海，委派几位同学扮装成情侣模样，分赴校外拍摄碉堡照片，以便绘制学校附近守军钢筋水泥碉堡地形图。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驻军哨兵发现，立信一对“情侣”被抓，以涉嫌窃取军事机密被关押。如果没有学校出面担保，要求国民党驻军放人，两位被抓学生后果不堪设想。同学们知道后赶紧向潘序伦汇报。潘序伦得知后，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以校长和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向国民党守军当局联系。经潘序伦斡旋，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化险为夷，两位同学平安返回学校。
1949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警在高等学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本部学生党员郭涵东在大夏大学联系工作时被捕。党支部积极开展营救，派学生党员房南生争取校方给予支持。潘序伦得知后指示学校积极配合，由学校出面担保，说明该生品学兼优，说明郭涵东是去大夏大学看望中学同学的缘由。4月18日，经营救郭涵东同学获释。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急需筹措经费、物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陈文麟的连襟吕鳌生，是中共地下党员，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革命斗争。1949年3月，吕鳌生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募集地下党活动经费，向陈文麟说明来意。陈文麟捐出5两黄金。几天后，党组织宣传工作急需一批市面上缺货的白凸版纸，吕鳌生向陈文麟求助。陈文麟二话不说，立即开具条子，请他派人带车到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印刷厂提取，满足了地下党的要求。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业务，掌握许多沪上工商企业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解放军进城后对国民党银行、财政、税务、铁路、交通等接管十分有利。上海即将解放，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师、现任丹阳“青州总队”总队长的顾准托人到上海，学校教师立即将有关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详细材料汇总，交给来人转交顾准。同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收集上海官僚资本、工商情况的相关资料，便利解放军进城后接管。地下党员吕鳌生向陈文麟提出同样的要求，陈文麟又把一份立信汇总的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详细材料给他。
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国民党军队实施 “保卫大上海”的计划，在上海周边大修工事，安置炮位。1949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军队炮兵认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柿子湾校区体育馆妨碍炮火射线，扬言拆掉学校体育馆，并计划在柿子湾校园设置军事据点，安置炮位，进驻一个炮兵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师生闻讯后，立即组织护校队。一天，国民党炮兵队伍来到校外，企图进驻学校。同学们关闭校门，与国民党军队面对面斗争，双方僵持约三四个小时。党支部书记金远声去交通大学求援，300多名交通大学和其他院校的同学赶来增援。大家编成队伍，围着这些军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校外的同学越来越多，同学们日夜轮流值班，不准国民党军队在学校设置炮位，国民党炮兵只有把炮位被安置在校外。全校师生不畏强暴奋起护校,保护了学校安全。
1949年4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新青联）的校内组织。党员范镇华负责这项工作，共发展20多人。党支部对他们进行革命宗旨、遵守组织纪律等教育，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他们参加“人民保安队”。5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第二天，他们便以“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成员身份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工作。上海解放后，新青联成员均第一批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队伍
1935年12月12日，经中共地下党员串联、推动，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郑振铎等283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坦我们时代的任务”。
1936年2月9日，沙九里领导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员以公司、银行、商店职员为主体；立信会计学校教师顾准任党团书记。立信会计学校址设在河南路吉祥里18号，地处租界，地理位置优越。立信同学会是社团法人，成员多是公司、商店、银行的职员，1935年，立信同学会开办两期日语训练班，聘请著名学者黄鑑村教授日语，并没有受到当局的责难。面向青年职员举办非会计类的训练班，取得一定的办学经验。师生追求进步，学校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校长潘序伦开明，人脉广泛；对立信同学会的进步活动给予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邹韬奋、章乃器、江问渔等是事业上砥砺前行的好友，又与时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等有不错的交情。立信音乐训练班以立信同学会名义举办，在应对租界及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刁难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
师生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立信音乐训练班共办3期。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立信音乐训练班名称还有“立信歌咏班”“立信音乐研究会”。
立信音乐训练班第1期，开办时间1936年3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出面在全市歌咏队的队长、音乐指导中选荐有相当音乐基础、有志于新音乐运动的20岁左右青年，到立信音乐训练班学习，学员约60人，每周日下午在吉祥里18号上课，立信同学会的周以箓、杨祚铭先后为立信音乐训练班第一期的总干事（班长），麦新、孟波、周以箓、阮章競、殷素勤（殷勤）为干事。第一期的学生还有邹伯宗、阮章競、郭映艇等。
麦新是美亚保险公司的练习生，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两所“女工夜校”歌咏队的指导；孙慎是中国国货公司会计部的会计，“左联”成员，吕骥推荐他担任立信歌咏队的音乐指导。孟波是堀井誊印社的学徒，民众歌咏会的组织者之一。邹伯宗从家乡温州来上海美康织绸厂学徒，1935年在杨树浦的狮声小学组织成立“狮声歌咏队”，教唱新音乐歌曲，1936年初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阮章競、郭映艇是上海世界语协会成员。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部分世界语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投入民族救亡运动，走上以世界语为中国的解放服务的道路。阮章競从广东香山来到上海打工，参加救国会，是上海世界语歌咏队队长。郭映艇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6年至1937年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在上海世界语协会组织歌咏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新音乐的先驱者冼星海，中共党员吕骥、贺绿汀、周钢鸣是立信音乐训练班第1期的教师。中共党员吕骥是立信音乐训练班的领导人。吕骥1930年后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声乐、钢琴、作曲，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2月初，吕骥离开立信音乐训练班，与新安旅行团赴绥远慰问抗日将士。
孙慎、麦新、孟波等学成后，为立信音乐训练班第2/3期的教师。1937年4月，孙慎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学
训练班前半段偏重于学习作曲理论与技术，自学为主，集体讨论；后半段较多讨论歌曲创作和研究，探讨如何创作当前需要的新作品。
冼星海在立信音乐训练班讲授指挥、作曲的课程。冼星海192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5年夏回到上海，应邀参加南国社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活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和群众的爱国斗争。他和寡母住法租界福履理路（建国中路）仁安坊，母亲黄苏英靠帮人洗衣为生，贫困中的冼星海只有租一架旧钢琴，还到街上电线杆上贴小广告，招收学生补贴家用，但冼星海毅然拒绝国民党反动派、买办资本家的重金求曲。立信音乐训练班同学求知如渴，课余还登门向他求教。冼星海对有志于新音乐运动的贫寒青年，总是来者不拒、耐心施教、分文不取。冼星海发现阮章競嗓音很好，又同为珠江口西岸老乡。阮章競仰慕老师才华，还提出课外上门求教，冼星海欣然应允。立信音乐训练班期间，阮章競被派到杨树浦和四川北路的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
吕骥讲授作曲课程，要求训练班的同学们最好能想办法学一点钢琴。立信没有钢琴，进步团体“蚁社”有一架钢琴。沙千里等主持的蚁社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为宗旨，社友来自下级职员。孟波、麦新等通过关系，利用晚上9点过后的时间到蚁社，向音乐家沈知白学1个小时的钢琴。一天，吕骥收到小学教员钟川作曲的《中国，你还不怒吼》（任钧作词），在课堂上向学生评介，这首曲子写得不一般，表达的感情比较深沉，建议吸收钟川参加训练班。这样，立信音乐训练班增加1位新同学。
贺绿汀在立信音乐训练班讲授“和声学”。贺绿汀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钢琴与和声学；1936年任职于明星电影公司音乐科，先后为《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0多部电影写配乐与插曲。在音专读书期间，贺绿汀在黄自教授的指导下和鼓励下，翻译英国普劳特（EbenezrProut）著《和声学理论与实用》（Harmony,its theory and practice）20万字的音乐专著，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学生经济拮据，为学好和声学，还是下狠心每人买一本《和声学理论与实用》。
作家周钢鸣在立信音乐训练班讲授文学及歌词创作。周钢鸣，广西罗城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接触到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从而喜爱文艺创作。1929年蒋桂战争时脱离军队，来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美晚报·文化街》周刊特约编辑、《生活知识》编委，开展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工作，发表散文、速写和文艺评论等作品。上海各界联合救国会成立后，他调到救国会干事会任宣传部长，还负责上海一个区的救亡工作。
第一期师生亦师亦友，相互切磋激励；勇于实践，创作一批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为立信“学验并重”的办学特色增添新的光彩。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9/10月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立信音乐训练班师生冼星海、周钢鸣、孙慎、麦新、吉联抗、孟波、阮章競分别参加各种抗战组织，离开上海，立信音乐训练班停办。
革命实践
（1）纪念聂耳逝世。1936年7月17日，吕骥组织立信音乐训练班及歌咏队，蚂蚁歌咏队等十多个业余合唱团体400余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大会，演唱聂耳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等，吕骥作曲的《聂耳挽歌》等。1937年7月17日，上海《立报》推出“聂耳逝世两周年纪念特辑”，其中刊载立信音乐训练班4名教师的纪念文章，冼星海的“向您致最诚恳的敬礼”，周钢鸣的“战斗的歌声”，麦新的“把我们的生活严肃起来”，孙慎的“纪念的意义”等。7月18日，上海各音乐团体在上海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追悼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主席由周钢鸣、唐纳、张曙、郑君里担任，出席大会有二千多人。
（2）创作鲁迅先生挽歌。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将一代文豪葬于虹桥万国公墓。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决定，立信音乐训练班教师冼星海、吕骥、周钢鸣和著名青年音乐家张庚、任钧、任光6人，突击创作3首挽歌，在鲁迅公祭、送葬游行时唱。接受任务后，吕骥、孟波、麦新等聚集到冼星海家里讨论。大家一边流泪一边写了四五首挽歌，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作品经试唱，有的挽歌过于难学难唱而弃之，选定《安息歌》《哀悼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挽歌》。孟波等连夜到虹口一个小弄堂的印刷厂印，传单式的歌谱印了两千多张，可不够用。于是，他们又刻写蜡纸油印歌谱，分头送出去。立信音乐训练班、立信歌咏队迅速召集人员，连夜练唱。
（3）鲁迅葬礼的挽歌队。立信音乐训练班学生加入立信歌咏队。他们和杨树浦女工夜校业余合唱团等组成鲁迅葬礼挽歌队，麦新任挽歌队总指挥。10月22日，上海市各界组织鲁迅先生葬礼，送葬队伍4人一排，花圈队、哀乐队、挽歌队、抬着花圈，举着挽联，绵延2华里，从胶州路殡仪馆出发，沿着静安寺路—极司非尔路（梵皇渡路）—地丰路（迪化北路）—大西路（中正西路）—哥伦比亚路（番禺路）—虹桥路，护送鲁迅的灵车，历时两个半小时，缓缓走到万国公墓。鲁迅葬礼挽歌队走在葬礼队伍中间，一边行进，一边在麦新的指挥下”，流着热泪高唱着《安息歌》《哀悼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挽歌》：
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曾退后/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你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挽歌队几百人的歌声深沉有力，沉痛激昂，回荡在黄浦江畔。浩浩荡荡的葬礼队伍所经过的马路两旁，站满了衣袖上戴着黑纱的民众,许多人跟着麦新指挥的节拍大声唱，歌声响彻云霄。
（4）麦新、孟波合编《大众歌声》。上海有上百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不断发展，却没有一本像样的歌曲材料可供使用。抗日救亡歌咏团体的负责人一次开会讨论时，一致推举麦新、孟波负责编辑工作。教师吕骥、冼星海对《大众歌声》的编辑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麦新、孟波专门向吕骥汇报新歌集编辑工作。吕骥提供出聂耳的部分遗作供新歌集采用，指示《大众歌声》在题材和形式须多样化，作者的面还可以更广泛一些，不仅发表名家的作品，还可选登有些青年的新作；黄自和赵元任等人的歌曲，只要好的和爱国的，都可登载。麦新、孟波向冼星海汇报新歌集编辑的前期工作，倾听老师的意见。冼星海对编辑出版新歌集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建议，出不少好点子，还拿出自己刚为影片《壮志凌云》谱写的插曲《拉犁歌》，前不久与赛克合作的《耕农歌》《农民进行曲》《搬夫曲》等供新歌集选用。
1936年9月下旬，孙培元（曾用名孙默心、铁克等）、孟波两人合作筛选确定87首救亡歌曲，分为聂耳遗曲、纪念歌曲、救亡歌曲等八类，合编歌集定名为《大众歌声》，然而印刷出版遇到困难，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密探四处查巡违禁书刊。他们跑了不少书店、印刷所，没有一家敢承担这本歌集的印刷。全国各界救国会知道后给予帮助，通过关系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找到一家里弄小厂承印。因租界工部局黑名单中有孙培元，为歌集顺利发行、避免不必要麻烦，便改“麦新”为《大众歌声》编者署名。麦新在《大众歌声》前言中写道：“必须把救亡歌声传送到中国的每个角落——街头、农村、工厂、学校、商店、军队里！”11月，《大众歌声》第1集出版发行。《大众歌声》第1集 “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本革命歌曲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面市后，很快销售一空，40天后再版，4个月内再版4次。1936年12月9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刊登《大众歌声》出版的新闻。接着麦新、孟波又合编出版《大众歌声》第2集、第3集。
音乐创作
立信音乐训练班师生创作的歌曲，据不完全统计，在《现世界》《光明》《妇女生活》《生活知识》和《大众歌声》等刊物发表的歌曲有30余首，仅麦新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有影响的歌词、歌曲10余首。1937年4月，收到吕骥从归绥（呼和浩特）的来信，根据吕骥提供的傅作义部队在绥远抗战的情况，立信音乐训练班集体创作“三十五军军歌”歌词，经孙慎谱曲，寄去绥远；吕骥校阅后，“三十五军军歌”发表在上海《立报》。
立信音乐训练班师生创作的歌曲，当时在群众中流行的、有较大影响的有：
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
救国军歌，塞克词、冼星海曲。
五卅十一周年纪念歌，孙师谊词、冼星海曲。
一二八纪念歌，高雄词、吕骥曲。
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吕骥曲。
民众救国歌，施谊词、吕骥曲。
大家看，凡容词、孙慎曲。
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
保卫马德里，麦新词、吕骥曲。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
射击手之歌，周钢鸣词、吕骥曲。
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
1.孙慎创作《救亡进行曲》
1936年2月，孙慎任立信歌咏队指导，3月入立信音乐训练班学习，4月《生活知识》月刊首次发表孙慎作曲、周钢鸣作词的《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兄弟的斗争/是朝着一个方向/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
铿锵的节奏，鲜明的主体，富有号召力的《救亡进行曲》迅速流行全国，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极大地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投身抗日救亡的战争。2001年，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揭幕，孙慎获“终身荣誉勋章”。2007年3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在《人民音乐》发表《﹤义勇军进行曲﹥的姊妹篇——评﹤救亡进行曲﹥》”，评价《救亡进行曲》的地位和影响。文章说，在众多的抗日救亡歌曲当中，在流传广泛、影响巨大的抗日歌曲当中，孙慎同志作曲、周钢鸣作词的《救亡进行曲》名列前茅、脍炙人口，几乎成了抗日救亡的代名词；《救亡进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姊妹篇是当之无愧的。2015年8月20日，新华社发表“唱响《救亡进行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文，评介《救亡进行曲》曾与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并称,成为抗战烽火中的“时代最强音”。
2.麦新、孟波创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936年11月初，麦新、孟波商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合作创作一首歌曲，定名《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作词，孟波作曲）：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拿起我刀枪，举起我锄头，我们再也不能等候/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这首歌的，音调雄浑，具有义无反顾的气概，很快唱遍全国，鼓舞人们为争取民族生存奔向人民解放的战场。
3.麦新创作《大刀进行曲》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麦新在立信音乐训练班音乐素养和思想觉悟都有进一步提高。他受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事迹的感染，一气呵成谱写下《大刀进行曲》。麦新首先指挥立信歌咏队练唱《大刀进行曲》。
图专-3-3 立信音乐训练班教师麦新创作《大刀进行曲》手稿
发起筹备成立国民救亡歌咏协会
立信音乐训练班师生为团结和集中上海歌咏界的力量和取得合法地位而奔波，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发表署名“敬援”的“我们要携起手来”的文章，号召沪上歌咏团体团结起来，“集中起更雄厚的力量”。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他们联系立信学校的兼职教授、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联系上海市民众教育馆，发起并筹备国民救亡歌咏协会。
8月8日上午9时正，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假文庙路上海民众教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主席团徐则骧、鄢克定、何士德、麦新、冼星海、徐征吉、孟波、陈愷南、康竹影、孙慎、黄竞等11人中，4人来自立信音乐训练班。出席成立大会的歌咏团体有：廿年、狮吼、慕尔堂（基督教）、民声、青青、业余、量才（补习学校）合唱队、民教馆、量才（补习学校）晨班、蚁社（蚂蚁社）和立信歌咏队等。成立大会上，潘公展发表《救亡与歌咏》的演讲，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徐则骧发表《国民歌咏救亡运动的意义》演讲，孟波发表《让我们的手握得更紧密些》的演讲。孟波在演讲中指出，为增加救亡歌咏运动的效果：
我们谨以十二万分的诚意，号召一切从事于救亡歌咏运动的人们，应该都来参加这个集团，使我们的手握得更紧密一些。因为敌人的铁蹄已决不容许我们像以前那样松懈，那样慢步了。我们只有在组织有计划之下，共同地加紧努力，才能使抗敌救亡的歌声，扩展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去，同时我们坚决地相信，要是四万万五千人都能觉醒地怒吼起来，那么这个伟大的力量，将足以击破一切侵略者的迷梦，是以粉碎任何的敌人。
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大会的当天下午2时正，在上海市民众教育馆举行音乐大会。节目共20支歌（括弧内为歌咏团体名），何士德担任指挥。立信师生组成的立信歌咏队排在第18位，演唱的歌曲是《大刀进行曲》，是为媒体对《大刀进行曲》及演唱的最早记载。
根据《申报》刊载的报道，音乐会节目顺序如下：①国歌（全体），②义勇军进行曲（全体），③热血（廿年），④不要再说失败（狮吼），⑤保卫中华民族（慕尔堂），⑥保卫卢沟桥（民声），⑦救国军歌（青青），⑧中华民族不会亡（全体），⑨拉梨歌（业余），⑩打长江（量才合唱队），⑪青年进行曲（民教馆），⑫复兴歌（量才晨班），⑬毕业歌（全体），⑭前进歌（全体），⑮流民三千万（蚁社），⑯团结起来（蚁社），⑰保卫华北（业余），⑱大刀进行曲（立信），⑲救亡进行曲（全体），⑳打回老家去（全体）。
立信师生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音乐会全场沸腾，受到《大刀进行曲》激越旋律的感染也跟着唱，全场情绪高涨，大声呼喊：“冲啊！杀！”
《大刀进行曲》就是这样首先由立信师生在文庙唱响，通过《申报》等媒体的报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事后，麦新根据大家试唱的效果和同仁们的意见，对《大刀进行曲》作修改。其中，原词的“二十九军的兄弟们”，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成“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8月12日，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冼星海等为常务干事，推鄢克定为干事长。
立信音乐训练班骨干奔赴抗日战场
1.吕骥、冼星海先后任鲁艺音乐系主任
1937年2月3日，吕骥与新安旅行团一起乘船离开上海赴华北。在外滩码头，吕骥叮嘱前来送行的孟波、麦新等人，要把立信音乐训练班、立信歌咏队坚持下去。吕骥经北平、绥远奔赴延安，参与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教务主任。
1937年10月3日，冼星海与抗日演剧二队离开上海后抵达武汉。为培养歌咏运动人才，冼星海在武汉举办“星海歌咏训练班”，教授唱歌、作曲和指挥，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唱歌也是抗日救亡！”冼星海在写给中共党组织的自传中说：“星海歌咏训练班培养的歌咏骨干，创建了60多个歌咏团体，始创了汉口救亡歌咏的先声”。
阮章競辗转来到武汉，与冼星海重逢。1937年12月，冼星海、阮章競等发起成立“全国歌咏协会筹备委员会”。阮章競的心愿不仅是慷慨悲歌，还有血洒疆场。冼星海支持阮章競的选择，委托桂涛声领着他到太行山找八路军。阮章競从此投身于抗日根据地革命斗争。1938年6月，桂涛声从山西回到武汉，给冼星海带来他在山西创作诗篇《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即为《在太行山上》谱曲，该歌曲描绘太行山里的游击健儿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该曲写成后，7月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观众大声喝彩，掌声不断，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传遍全中国，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在太行山上》为历史和人民留下永恒的记忆，久唱不衰。
1938年11月，冼星海和妻子钱韵玲放弃在武汉的优厚待遇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谱写《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黄河大合唱》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经典。1945年10月30日，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1945年11月14日，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追悼会。2009年9月，冼星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麦新任鲁艺音乐系党支部书记
麦新于1937年9月2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经周恩来、叶剑英介绍，麦新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担任音工部研究科副科长、音乐系党支部书记。1945年8月，麦新随陈毅赴华东、上海等地工作，后又转赴东北。由于工作的需要，长期从事群众音乐工作的麦新离开自己最喜爱的工作，而成为一名专职的党的干部。1946、1947年间，他担任内蒙地区开鲁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开鲁县解放后，他被派到敌人破坏最严重的第五区工作，领导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与这一地区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般的联系。1947年6月6日，麦新遭到土匪袭击，惨死在敌人的枪下，牺牲的时候年仅33岁。在麦新牺牲的开鲁县，麦新纪念馆珍藏有麦新烈士遗像、遗物事迹文献，史料及各级领导纪念麦新烈士题词；贺敬之为麦新纪念馆题写馆名。吕骥为麦新烈士墓题写碑字，孙慎为麦新烈士牺牲地纪念石题字。麦新烈士陵园是自治区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鲁县麦新镇、麦新村，是纪念人民音乐家革命烈士麦新而得名的。
3.奔赴延安鲁艺的王莘创作《歌唱祖国》
王莘于1938年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继续跟冼星海学习音乐。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鲁艺”排练、演出时，王莘还担任过《河边对口曲》中王老七的领唱。1939年毕业后先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后担任华北联大音乐系教学工作，从此便开始革命歌曲的创作活动。1950年国庆节前夕，王莘创作《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首凝聚着爱国之情、爱党之心和民族之魂的时代金曲很快传遍神州大地，成为亿万人民久唱不衰的音乐经典。1951年10月29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主席得知列席会议的王莘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说，这首歌好，还特地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送给王莘，并为他亲笔签名。
王莘是中国音乐音协“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007年10月15日病逝于天津，享年89岁。在他的家乡无锡荡口镇，有王莘故居和王莘雕像。
4.邹伯宗回家乡用音乐宣传抗日
立信音乐训练班培养许多抗日歌咏活动的骨干，他们学成后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歌咏活动，满怀爱国热情组织民众，发动民众，邹伯宗就是其中一位工作富有成效者。
第一期的邹伯宗从立信音乐训练班毕业，不仅提高了音乐素养，而且提高了斗争觉悟，被推选为上海四区丝织业工会常务理事，参加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罢工斗争。1937年5月十多位工会骨干被巡捕以妨碍治安罪关进监狱，邹伯宗被判刑6个月，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方提前释放。他回到家乡温州，担任永嘉县属抗日自卫委员会宣传队副队长，负责组织城区各单位团体的教唱歌任务。1939年初，浙江省战时工作者协会温州分会成立，推选邹伯宗任理事长。邹伯宗牢记冼星海老师的教诲，培养新音乐运动在温州的骨干，提高他们的音乐素质，歌咏队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先后出现了“抗战歌咏队”“前哨歌咏队”“吼声歌咏队”“青年歌咏队”“妇女歌咏队”等20多个歌咏团体，新音乐运动在温州蓬勃开展起来。
邹伯宗还自费编印抗日歌曲，1939年2月把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麦新的《大刀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汇编成《抗战歌咏集》，由温州维新纸号出版，先后出三集；与胡今虚合作编《抗战歌声》《民族歌声》，由丽水会文图书社出版，发行到各地。1941-1944年间，邹伯宗与昆明的李仁荪合作，选编《抗建新歌》二至四集，由增智书局出版发行。新中国建立后，邹伯宗先后在温州师范、温州四中、温州五中、温州七中等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并任温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多年，创制“五线谱认调板”推广使用并获得专利。他和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合编多年的《新音乐副刊》《儿童音乐》向全国发行。
英烈录
根据地财经战线红管家李建模
图专-4-1李建模烈士（1907-1945） |
李建模是从立信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地财经战线红管家。2009年9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江苏省开展评选“5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和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江苏人物”活动。中共党员李建模，和邓中夏、江上青、张太雷、陈延年、恽代英、顾正红、彭雪枫、瞿秋白等革命志士一道，评选为“5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
1.主持立信同学会
李建模（1907-1945），原名鸿生，江苏常熟梅李人，出生于一个帐房世家。祖父李云山、父亲李翼如均是梅李镇的陆同福布庄帐房。李建模出生后六个月时，父亲因病逝世，他14岁进入陆同福布庄。陆同福布庄原是由常熟翁同龢创办，总庄设梅李，在上海、苏州设分庄，其产品“东乡土布”远销粤、桂、闽、浙及东北等地，还远销南洋诸岛。李建模从学徒晋升为账房（店员），1927年奉调上海的陆同福布庄上海分庄。进入大上海，李建模眼界开阔许多，立志以布庄为阵地去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新式会计、现代管理吸引沪上的有志青年。1928年入立信会计学校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努力做到工作读书两不误。他学业优秀，受到校长潘序伦的好评和器重，并与教师顾准结下深厚友谊。
1930年春，在立信肄业或就读的同学达302人。李建模和顾准商量，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加强联系开展活动。1930年8月，立信同学会成立，李建模被推选为第一届立信同学会执委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救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江南农家生产的土布失去传统的东北和南洋市场。在此前一年，23岁的李建模升任经理，他在主持陆同福布庄在上海的申庄经营业务中，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在李建模、顾准的组织下，立信同学会邀请进步人士作时势、经济、哲学等专题演讲，组织参加为“一二八”抗战募捐。同学会编印《立信同学会会刊》（1931年创刊），报道同学会的活动；筹组“立信会计学会”，开展专业研究，编辑出版《会计季刊》，发表研究成果。潘序伦支持同学会的活动，不仅提供便利，而且在“会刊”和“季刊”上发表文章。
2.投身革命事业
1934年初，李建模、顾准在立信同学会的基础上，发起组织进步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参加进社最初的成员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补习学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从开始的8人发展到30多人。
193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宋庆龄、何香凝、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宋庆龄担任主席。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联合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进社接受武卫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进社解散，大部分成员转为武卫会会员，立信同学会便成为武卫会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点之一。是年，李建模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信同学会由此直接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活动。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由宋庆龄任主席的上海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1935年，李建模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8月任武卫会总会党团成员，武卫会总会的秘书长。顾准于1935年2月加入中共，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1932年，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租下河南路吉祥里18号，为独用的三上三下一栋房屋，是闹中取静的石库门弄堂建筑，对外联系十分便捷。学校白天不上课时，立信同学会在吉祥里开展活动。在李建模、顾准的主持下，立信同学会为武卫会等进步团体翻印宣传品，积极宣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基本纲领》；带领同学会成员投入到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中，以文艺的形式开展爱国进步活动。1936年春，同学会在吉祥里组织“立信音乐训练班”和“立信剧社”，开展抗日歌咏活动，排演进步戏剧。
1936年7月，武卫会总会遭到破坏，由于叛徒出卖，武卫会总会党团成员、武卫会总会秘书长李建模在苏州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用各种酷刑，甚至把他打得昏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同年8月27日、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伪造一则共产党王顺芝（李建模的假名）等归顺中央的宣言，在上海各报刊出。李建模得悉后无比愤慨，团结难友坚持狱中抗议斗争。9月3日，宋庆龄、章乃器以武卫会发起人和总会负责人的身份联名发表《为中国人民自卫会事告大众》，对于“无耻宣言，不能不加以驳斥”，揭穿反动分子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经过组织营救，李建模出狱。
3.在家乡创建沙家浜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常熟。李建模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常熟领导抗日斗争。1938年5月，中共常熟县委重建，李建模任县委书记。8月，中共常熟县委直接组织和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部队——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成立。
李建模是独子，不满周岁时父亲去世，家中生计靠妻子薛杏莲与婆婆霍桂媛从事手工纺纱赚取加工费来维持。薛杏莲节衣缩食，抚育儿女，支持丈夫革命。革命活动经费来源十分困难。薛杏莲是独生女儿，娘家在浒浦镇问村，生活小康。薛杏莲毫不犹豫地一次又一次将陪嫁的金饰品交给丈夫，用于革命事业。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中国抗日军队从常熟、苏州一线后撤，老百姓从河浜打捞到毁坏的枪支，收购并聘请技工把它们修复，正好解决 “民抗”创建亟需武器的来源，但需要一大笔款项，上级党组织无法解决，只有靠县委自筹的办法。薛杏莲出嫁，娘家陪嫁一栋房屋。该屋地处问村，前有店面，穿过小院是居住屋，当地人俗称“三间房”。李建模与妻子薛杏莲商量，把“三间房”卖掉，薛杏莲把售房所得钱款全部交李建模支持革命。
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领导当地沙家浜的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谱写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后与“民抗”会合，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李建模在常熟设立新四军后方医院，从上海聘请医务人员。张贤是上海美国人开办的同仁医院医生，有强烈的爱国心。早在1938年春，李建模与张贤结识，张贤从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以医生的身份到浦东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李建模介绍庞露到这家医院当护士，张贤和庞露结成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江抗部队转移到常州以西开辟新战场，沙家浜留下一批亟待治疗的新四军伤病员，需要医术过硬的医护人员。李建模指示张贤、庞露夫妻离开上海到常熟沙家浜创建一座后方医院。张贤夫妻毫不犹豫地舍弃大城市的生活，带上医疗器械和药品，以返常熟办诊所为名，冲破重重封锁线，乘轮船抵达常熟浒浦镇，然后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抵达苏家尖莲荡浜，办起沙家浜后方医院。随着伤病员的增多，医务人员也相应增加。到1939年底，后方医院陆续增加到30多人，其中有来自上海的医生、护士。
由于敌情紧张，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指示把伤病员转移到阳澄湖芦苇荡里。芦苇荡地形复杂，我们的小船可以行动自如地进出，日本兵的汽艇则由于吃水深既进不来又出不去，所以芦苇荡成为新四军伤病员养伤和寻机杀敌的好战场。在阳澄湖的36位伤病员，犹如芦荡火种一样燃起熊熊烈火，沉重地打击日伪军，发展成为新四军的一个主力旅。这段革命斗争的经历，成为沪剧“芦荡火种”的题材，后来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
红色经典《沙家浜》可谓家喻户晓，许多人对这部戏的指导员郭建光印象深刻。2006年4月，蒋星煜著的《文坛艺林备忘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该书披露，指导员郭建光生活中的原型是三位新四军战士的组合，是从郭曦晨（太仓县县长）、李建模、夏光（原“江抗”5路参谋长）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无论是“春来茶馆”机智应对的阿庆嫂，还是为新四军伤病员精心治疗的沙家浜后方医院，李建模为之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4.财经战线上的红管家
1939年8月，常熟县财务委员会成立，李建模兼主任，后又负责东路经委会工作。在李建模的指导下，苏常游击区排除敌人的武装干扰，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征收田赋和各项税收的任务。
1940年4月，谭震林来东路主持抗日的全面工作，李建模继续参与地方党务和政权建设的领导工作外，把主要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李建模在理财方面的出色成就，受到组织上的重视。1941年开始，李建模专职从事财经工作，任中共东路特委委员兼东路经委会主任，在继续抓好田赋及税收的同时，领导各地组织各种类型的消费和生产合作社，开展劳资协商，扶持工农业生产，并建立工商管理制度，进行粮食调节等，使东路地区抗战财政自给有余。
1942年4月，调茅山抗日根据地，李建模历任江南财经处处长兼惠农银行行长、新四军六师十六旅供给部部长、苏南行政公署行政委员兼财经处处长和苏浙皖边区经委会主任等职，被誉为党在江南地区的“财经战线红管家”。李建模带领立信同学投身革命，惠农银行的会计科科长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患严重肺痨还坚持工作。
1943年3月到10月，日伪集中大量兵力对茅山、丹（阳）北、太（湖）滆（湖）地区进行“清乡”，同时国民党方面也调兵遣将趁机向我夹击。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上非常困难。为保证反“清乡”的胜利，李建模领导财经干部，不畏艰险，积极向边区开辟税源，征收税款，甚至在我短枪队的保护下，秘密进入敌人控制区收税，以解根据地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李建模把立信的诚实守信的学风带到根据地，他和江南财经处的干部，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们当时布袋里装着金条，身上背着几斤乃至几十斤的现钞，虽然“身缠万贯”，却不动分毫。为保证军政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李建模领导财经处广辟财源，发行货币，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对财经工作建立系统的条例、章程，创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李建模和他的战友为抗日理财、用财，节省每一个铜板，受到谭震林等党政军领导的高度赞扬。谭震林说：“做财经工作的干部廉洁奉公，和战士打仗负伤一样光荣，和为革命坐牢一样光荣。”
5.永镇江海的英灵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从1945年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部队以及大批地方干部北撤到苏中地区。10月15日，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在深夜乘“中安”号轮船渡江。渡轮在泰兴天星桥西南2公里的江面不幸沉没，李建模等共计800多人牺牲，这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非战斗性死亡人数最多的重大事件。
清明时节祭英雄。1981年，立信复校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和陆修渊、李燮泉、李文龙、章浦安、王庭桂等立信老校友一行十人，从沪上出发，专程赴常熟烈士陵园，祭奠李建模烈士。他们来到梅李镇，看望李建模的妻子薛杏莲。李建模是他们的学长，是他们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踏上革命征程的领路人。
图专-4-2 1981年春，立信老校友一行10人来到常熟烈士陵园凭吊李建模烈士
图专-4-3 1981年春，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后左一），陆修渊（后中）、李燮泉（前左一）、王庭桂（左二）等立信老校友，在常熟梅李镇与李建模烈士的妻子薛杏莲（前左三）合影。
青青芦苇荡，抗日旧战场——常熟沙家浜昔日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沙家浜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出着李建模及其战友们的革命事迹，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们来游览、瞻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中，李建模从在常熟抓“枪杆子”到茅山抗日根据地抓“钱袋子”，以货币作为独特的斗争工具，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突出贡献，发挥重要作用。李建模及其战友的英雄事迹，还在苏州革命博物馆，“镇江红色金融钱币专题博物馆暨华东财经委旧址陈列馆、新四军十大银行货币陈列馆”，常熟市梅李历史文化博物馆，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纪念馆等收集展出。
三易其名、信念愈坚的吴志诚
吴志诚（1916-1945），原籍浙江宁波，原名吴佐臣，出生于上海海宁路，父亲是沪上外商公司的职员，母亲操持家务，一个姐姐，全家四口，父亲收入不高，勉强可供全家温饱。他小学毕业，到宁波同乡开的元泰五金号当学徒。元泰五金号是近代中国一家知名的五金供应商，总店设在汉口，客户主要是兵工厂。上海分号在北京西路和蒲柏路（今太仓路）各设门店，萨坡赛路（今淡水路）设有仓库。一家银行1936年对其信用开展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元泰五金分号“每年营业额现已增至四五十万元，每年获利十余万元，故底子颇厚，信誉卓著。”
他18岁进入立信读书，利用业余时间在吉祥里18号的立信会计学校接受现代会计教育。在立信同学会的李建模、教师顾准的指引下，吴志诚加入武卫会，投身救亡爱国运动，还是立信同学会研究股股长。1935年至1936年初，立信同学会邀请知名学者李公仆、潘仰尧、马寅初、黄炎培、艾思奇、杨荫溥、陈彬稣、薛暮桥、柳湜、钱端升、章乃器、钱亦石、沈致远、沈立人、杨卫玉、刘湛恩等来到吉祥里18号，作关于经济、哲学、时事等方面的演讲、讲座，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吴志诚（吴佐臣）“为此奔走接洽，辛苦独多”。
他读书十分用功，学业非常优秀，受到校长潘序伦赏识，1936年初引荐到中国征信所任职。吴志诚离开元泰五金号，来到章乃器主持的中国征信所，专职从事企业信用调查工作，不仅拥有个人职业发展的更大平台，而且有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
1936年2月9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成员以店员、职员以及企业经营者和工程师等为主体，顾准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和职员支部书记。在顾准的领导下，吴志诚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公开身份开展活动。1936年4月30日，吴佐臣在英租界唐山路被捕，被指控为“煽动罢工、破坏治安”等罪名。沈钧儒、史良律师出庭为吴佐臣等辩护，但当局仍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吴佐臣有期徒刑6年，羁押于提篮桥监狱西牢。
提篮桥监狱西牢当年关押政治犯20多名，其中有曹荻秋（化名张云卿，1932年4月入狱）、韩托夫（1933年5月入狱）等多年的共产党员，政治犯集中在一栋叫RD的五层楼上，每人蹲一个只有三个多平方米的号子，穿囚衣，睡水泥地。吴志诚他们关进西牢后，RD沉闷的气氛被逐渐打破。吴志诚积极参加共产党员组织和领导的与狱方的斗争，经过多次交涉，监狱方终于在走廊中摆几张桌子，同意政治犯干活（缝补犯人的衣服），并在干活时可以自由谈话。他们凑出零钱，通过52号印度籍看守到书店买回《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辩证唯物论教程》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家在一起组织学习理论。经过酝酿，政治犯成立一个“同难社”的群众组织，订立几条章程，确定活动内容，选出吴志诚为同难社的领导人之一。同难社建立后，加强政治犯的团结互助，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西牢当局开展斗争。他们互教互学、相互鼓励，有的还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讲述上海三次暴动和“在监狱中不屈的共产党员”等革命故事，有的教唱《国际歌》《囚徒歌》等，在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带动下，吴志诚政治理论水平有了提高，进一步坚定革命信念。
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曹荻秋在1937年9月出狱，吴志诚于10月出狱。吴志诚出狱后的第二天，恰好是八月十五，他回家与父母和姐姐欢度中秋佳节。岂料，这是父子的最后一次佳节团聚，父亲不久去世。吴志诚（吴佐臣）认为，“佐臣”有封建意识，不适合自己，便改名“吴子良”。
这期间，孙冶方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曹荻秋任副书记；顾准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的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周边需要大批积极分子去开展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吴志诚派到浦东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团结和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办起“社会科学讲习所”，借教室利用晚上上课，请孙冶方等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不久，党组织派他在郑振铎、胡愈之、张宗麟等领导下，为出版《鲁迅全集》的经费筹措和发行，吴志诚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现代会计之专长，做好会计等工作。1938年，吴志诚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地下党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1939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调他到苏北，做友军的统战工作。吴志诚在盐阜参加新四军，为表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又将吴子良更名为吴志诚。
1939年5月，吴志诚调到常熟县，先后任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筹备会秘书长、常熟县委组织部长，在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领导下，带领常熟军民，配合以新四军六团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在常熟东乡、东南乡、阳澄湖一带，开辟苏常游击区。9月，新四军主力西移，李建模、吴志诚等与新四军留下的伤病员一道，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形势极其艰苦复杂的情况下，胜利地保卫苏常游击区，为沙家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作出突出贡献。1940年初春，吴志诚任苏州县委书记；5月，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吴志诚任东路指挥部教导队政治总教员，从此在部队工作。1945年1月，新四军组建苏浙军区，吴志诚调任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决定让出浙江、苏南、皖南等8块革命根据地，9月19日党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苏浙军区指战员和苏浙皖边根据地的干部，奉命于9月下旬起撤退到长江以北。1945年10月15日，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率部，和苏南根据地的部分干部、民工近千人，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选择在深夜渡江。他们从武进县荫沙乘中安号轮船渡江往泰兴，当中安轮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两公里的江面时，突然倾斜，发生沉船事故，800多干部战士不幸同时遇难，这是一起“党史上非战斗性死亡人数最多的重大事件”，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诚等在这次事故中牺牲。
吴佐臣—吴子良—吴志诚，从立信启程踏上革命征程，他三易其名，信念愈坚，直至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吴志诚和千千万万革命烈士一道，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缅怀。
牺牲在黎明前的立信三烈士
1948年10月，国民党特务以查缴从香港寄来的进步书报为由，在上海制造“利群书店案”，查封利群书店联合发行所、利群书店、黄河书店和海燕书店，白色恐怖笼罩上海，200多名进步群众和共产党员被捕，立信会计学校党支部书记、教师周宝训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接着黄浦等14名校友、同学被捕遭到关押，立信会计学校党组织遭到破坏。在狱中，周宝训、黄浦、吕飞巡、黄秉乾等表现英勇，遭受毒打酷刑，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与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人物原型）等在浦东戚家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1948年10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上海利群书店查获一批从香港寄来的进步刊物，上海有二百人受此案牵连陆续被拘押，其中有立信师生15人。他们分别关押上海南市篷莱区警察局看守所、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威海卫路成都路口的稽查处、提篮桥监狱等，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审理。国民党特务查封利群书店、黄河书店和海燕书店，并抓捕书店的全部职工，白色恐怖笼罩上海。
利群联合发行所成立于1946年秋。在生活书店徐伯昕策划下，新群出版社社长、作家叶以群出面联合文光、天下、正风、万叶、建中6家书店发起设立，原在生活书店任职的汪允安任经理，与全国包括香港各书店建立经销关系。地点在河南中路328号楼上，楼下开设门市部。由于利群书店案的牵连，立信会计用品社的许龙祥、立信补校党支部书记周宝训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接着黄浦等14名校友、同学被捕，吕飞巡、黄秉乾在执行任务、通知同学会积极分子撤离时，被潜伏的特务抓住。不久，党员高云樵也被敌人抓捕。立信会计学校党组织遭到破坏。经组织决定，卢栋华等党员及时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在狱中，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遭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其他党员的安全。黄浦在狱中表现英勇，遭受各种酷刑时，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敌人一无所获，只得用一辆大卡车把几十个人押到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其中有：吕飞巡、黄秉乾、严庚初、郑显芝、焦伯荣、周宝训、冯秉序、曹厚础、黄浦等。陆梦生和另外5位被关在楼下几间牢房里。其中有些人后来又被转移到蓬莱分局监狱和提篮桥监狱。
“利群书报社案”发生后，立信补校党组织遭到破坏，经党组织决定，卢栋华等及时转移，前往苏北解放区；周信、吴履绥、上官牛耳等党员坚持在立信开展斗争。留校的党员争取各方的支持和配合，开展营救被捕师生、募捐救济受难家属，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等活动。周宝训、吕飞训、黄秉乾等29人被关押在凇沪警备司令部在北四川路的监狱，他们中有地下学联的严庚初、立信会计学校教师黄浦等共产党员，立信被捕的人数较多。经严庚初与黄浦商定，利用立信这块品牌把被捕同志的家属组织起来，揭露敌人的陷害阴谋，把敌人逮捕进步师生的罪恶活动公诸于众。严庚初起草行动要求，通过黄秉乾接见家属时，把“行动意见”放在饭盒底层传递出去，转交给立信校友会负责人、地下党的周信和学联的有关同志。校长潘序伦得知立信部分师生被捕后，十分着急，设法组织营救。
图专-4-5 1949年1月28日，《申报》刊载“立信被捕员生十一人，校方请求警备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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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营救工作继续进行。淞沪警备司令部承诺释放“即在眼前”，是骗人的把戏。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不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上海解放前夕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白色恐怖笼罩黄浦江。1949年5月7日深夜，立信会计学校党支部的党员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等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他们宝贵的年轻生命。立信三烈士与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人物原型）等12烈士一道牺牲。他们的牺牲地，位于戚家庙北100米(今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与杨高路交汇处西北面的绿地中)。
1.周宝训烈士
图专-4-6周宝训烈士（1922-1949） |
周宝训（1922-1949）上海江桥乡五四村人，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毕业，1941年入私立上海大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进中华书局会计科任职，先后兼任知行夜校、益友补习学校教师，1948年，任立信会计学校党支部书记、教师。在狱中时刻担心敌人会搜查到在家中里记在帐簿上的支部党员名单。他买通一名看守人员，请他带出封信送交在菜场工作的父亲，嘱父亲将家中帐册烧毁。在狱中，敌人利用种种手段威胁利诱或严刑拷打，周宝训被敌人折磨得几次昏厥过去，始终没有吐露一丝党的机密。敌人看硬的不行，又实施软招：把周宝训的父母、妻子、女儿带到狱中，要亲属劝说周宝训写一份自白书。周宝训见到亲人，知道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他安静地劝慰父母和妻子：“我在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事，你们可以放心回去。”周宝训不为所诱，坚守党的秘密，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被敌人杀害，时年27岁。
2.吕飞训烈士
图专-4-7吕飞巡烈士 （1924-1949） |
吕飞巡（1924-1949）浙江镇海人，经刻苦自学，通晓英语。16岁进上海瑞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当练习生，后升任会计。1945年进树群义务夜校读书，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派去立信会计学校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同学参加有关学术讲座和组织“交流社”。利群书报案后，国民党特务又窜入河南路吉祥里18号立信会计学校，大肆搜捕进步师生。吕飞巡是为通知一位家住厦门路的积极分子，而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两天后,吕飞巡买通监狱的一个狱卒，给家里捎去他被捕的信息。在狱中，吕飞巡他们每人都经受住敌人的种种酷刑——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尖竹片、照强光灯等等，吕飞巡身受重伤，意志坚定,视死如归,没说出一句有关党组织的机密,同时用生命保护同一党小组党员梁润，郑熏琪的安全。吕飞巡在狱中写下决心书交给家属，嘱咐弟弟要沿着革命道路走下去。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被敌人杀害，时年25岁。
3.黄秉乾烈士
图专-4-8黄秉乾烈士 （1926-1949） |
黄秉乾（1926-1949），广东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人。曾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和粤东中学。1946年到呢绒店当店员，晚上在立信会计学校就读。1947年在立信会计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协助负责立信党支部工作，发动学生参加立信歌咏团、“交流社”的爱国活动，受到学生们的爱戴。1948年10月被捕，黄秉乾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守党的秘密，绝不屈服。黄秉乾是广东人，当弟妹来探监时，他利用看守听不懂广东话的有利条件，把狱中难友们对外界的要求和意见，即如何组织营救，如何与立信校方联系，如何动员社会舆论等等告诉他们转告组织。他的弟妹也用广东话将外界消息带进来，使狱中斗争与狱外斗争紧密配合起来。黄秉乾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弟妹来探监，他对弟弟说：“天快亮了，你要挺着腰杆子做人。”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被杀害，时年23岁。
5月12号，第三野战军发起上海战役，向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猛烈的进攻。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上海市长陈毅接到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电报，要求查找李白去向。陈毅当即指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查寻。根据线索，1949年6月20日，在杨思戚家庙后面，挖出12具五花大绑、弹痕累累的烈士遗体，其中就有李白和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等。人民政府将12烈士遗骨迁至虹桥公墓，后又迁至龙华烈士陵园。在戚
图专-4-9 2002年1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公布，李白等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