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人物

第一章人物传，收录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创始人潘序伦。潘序伦被誉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教育家，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创始人，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1925-1952年，潘序伦的经济类学术著作、译著共50种，法学类1种。潘序伦兴办学校，首倡中国会计诚信文化，把中华民族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文明融合，成为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文化价值观，奠定了我国会计诚信文化的根基。民国时期，潘序伦作为无党派人士，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爱国知识分子，对立信的共产党人和师生开展的进步活动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自觉接受党的统一战线领导，为党的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潘序伦生活简朴，办学倾其所有，没有给自己的子女后代留下任何物质遗产。1985年10月，国家财政部向他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60周年，对我国的会计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章人物传略收录30人，其中吸纳《上海立信会计学院80周年校志》“人物传”12人。人物传略“生不立传”，收录为立信会计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有一定声誉和社会影响的30人，按卒年排序；他们分别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长2人、副董事长1人、董事6人，革命干部、学者8人，专家、学者13人。

第三章人物简介，收录教书育人第一线的正高技术职务（教授、研究员、馆员）的教师65人，以生年排序。

第四章教职工名录，收录自1928-1952年专兼职人员，1980至2015年12月在职在编人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三位一体”办学特色，即学校教育、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者紧密结合，围绕教学这一中心，互相促进，协同办学，开创产学研结合的先河，是会计实务创新与发展的平台。因此，学校早期办学有的教师往往是会计师、编著者“三位一体”。故有的时段，校长、副校长标明是兼职。

第一章 人物传

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创始人潘序伦

潘序伦（1893.7.14-1985.11.8），江苏宜兴人，字秩四，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是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创始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被誉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李岚清，1993）。

潘序伦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文科。1921年下半年，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助赴美留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MBA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获商业经济学博士，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潘序伦应聘到上海暨南大学商业大学（商学院）主任（院长），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担任教务主任、会计系主任。他引进现代会计，培养数百名大学生，使之成为中国最早接受现代会计专业教育的人才。

兴办教育

民国16年（1927）1月，潘序伦辞去大学的教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租一写字间，开设“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

民国17年（1928）春，潘序伦深感中国会计人才之匮乏和推广新式会计之紧迫，在其自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内开办一个簿记训练班，招收在业的青年职员、练习生等，利用夜晚空闲时间授课，每期科目专修半年，一年招收两期。1928年秋，潘序伦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该所附设的训练班改名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立信会计专修学校）。

潘序伦在职业教育的主张是“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讲求实效，注重实用，适应社会需求，学校招生人数逐年增加，班级与科目也随之扩大，除原设的簿记班外，还陆续添设英文簿记、会计学、银行会计、政府会计、公司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和审计等课程，任凭学生选修。学员不但有在业青年，还有不少失学失业青年，这些学生为取得一技之长，勤奋好学，成绩大多优良。学校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来普及会计知识为技能；民国19年（1930年），办函授学校，此后陆续办晨校（让在业青年利用夏季早晨上班以前的空隙时间上学），星期日校（为在校学生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学习会计知识，以备日后就业的需要），日校（又称“速成科”，旨在帮助失学失业者在短期内修完几门会计课程）；还开办短训班，如暑期班等。学校不仅受到学生工作单位的普遍好评，还得到工商界、新闻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

邹韬奋与潘序伦是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充分利用该周刊发行数量多、面向青年读者受众广的优势，对立信会计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成效给予实事求是的推介。潘序伦“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的办学主张，受到邹韬奋的积极支持和充分肯定。

从1928年至1952年春的25年间，业余的补习学校共计举办50届，学生累计达10万人。鼎盛时仅上海一地，就设有11所分校。另外，在潘序伦的支持下，北京、广州、桂林、衡阳、重庆、南京、天津、兰州等地也陆续建立分校。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和立信会计高级职业学校等不同层次、类型的会计学校，向社会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会计人才，推进了中国现代会计的发展。真可谓：“立信，立天下之信；潘序伦全力办学，十万弟子，桃李芬芳”（立信海外校友会：贺潘老从事会计教育六十年，1985）。

潘序伦还委派他的学生先后在桂林、重庆、南京、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民国时期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潘序伦积十年办学之经验，为应时势需要，教授高深会计学术，养成专门会计人才，申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37年7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备案。学校租赁中国银行北苏州路1040号大楼办学。7月下旬，学校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专科新生96人。学校适应报考者的要求，定于8月30日举行第二次新生入学考试。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侵占北苏州路1040号校舍，上海沦为“孤岛”，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办学被迫中断。

1939年9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恢复招生，录取大专新生58人，暂在河南路吉祥里18号开学上课（以后于1940年、1941年、1943年招收新生）；11月，学校遵照教育部指令，三年制专科改为二年制。潘序伦将该校办学方针向纳为：“管教务期严格，学生学验并重，出路必予保障。”

1940年7月，潘序伦只身经香港来到重庆，在北碚筹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川办学，商请川籍名流卢作孚、康心如等，和迁川著名企业家吴蕴初、吴羹梅、查济民等的支持，另组校董事会。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在北碚购置10多栋房产，1942年北碚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教育部批准招生。北碚远离市区，为满足重庆市区在职青年深造的需求，潘序伦筹划设置重庆市区班。1943年，重庆市筷子街“立信大楼”如期竣工，并招收新生。这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形成上海、北碚、重庆市区三地办学的格局。

潘序伦聘请黄炎培、马寅初、黎照寰、章乃器等专家、学者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1947-1949年初，他曾设想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扩建为立信商学院，未能实现。

1928-1952年，潘序伦培养的学生成长为著名学者的有顾准、许毅、余性元、赵友良等。顾准12岁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次年利用业余时间在立信会计学校读书。顾准12岁至25岁，即从1927年至1940年，是他在立信的13年。他不仅在学识发展上奠定扎实的基础，还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革命领导干部。1934年8月，19岁顾准的《银行会计》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我国银行界知名人物刘驷业、陈光甫、张嘉璈，分别为顾准的《银行会计》作序推介，赞该书为近时罕见之佳作，堪称善本；认为世界各国的银行会计为英国式、美国式和日本式三足鼎立，顾准的《银行会计》的本土化课程为“中国式”银行会计带来希望。顾准的《银行会计》被我国各地商学院采用做教材，此后著述出版《银行会计教科书》《中国银行会计制度》等，还陆续撰写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务实》《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许毅在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读书，后投身革命斗争，成长为我国财政学科的带头人。他注重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开展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主持“三农”问题研究、中国特色论研究，形成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极大地丰富我国财经理论研究的宝库。余性元毕业于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成长为长春税务学院（2010年改为吉林财经大学）教授。赵友良、丁苏民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虽只有中专学历，但不停顿地追求，赵友良成长为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丁苏民著述生涯半个世纪，著有《广西仓谷会计》（立信会计季刊第12期，1941）《全面经济核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农村合作经济会计》（上海三联书店，1991）。

潘序伦是现代会计产学研一体化的拓荒者。立信会计教育形成以专科教育为龙头，包括中等专业学历教育，成人大专、中专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和会计职业培训的立信会计教育体系。潘序伦创办的现代会计教育、会计师事务所、图书用品社的“三位一体”办学模式，三者紧密结合，围绕教学这一中心，互相促进，协同办学，开创产、学、研结合的先河，是会计实务创新与发展的平台，是对现代会计开拓性、系列性、组合型发展模式，为中国现代会计的传播和发展，奠定特别重要的人才基础，产生深远的影响。

撰著、编译教本

潘序伦18岁时，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他的《立体几何学表解》，系“普通学表解丛书”之一，是为其人生撰著的起点。1925年潘序伦的3种英文版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潘序伦的《公司会计》（再版改名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第一本公司会计的教科书。此为其经济学撰著的发轫期。

1920年代，上海的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历史分界点上，潘序伦创办立信会计教育，培养现代会计人才，由此需要新的教本。潘序伦顺应时代的呼唤，成为“新式簿记的创始者”，在20世纪前半叶引领中国现代会计学的发展，使中国会计开始现代性、国际化的改革。1930年起，立信学人自编或翻译会计学书籍，1932年设立编辑科，编辑“立信会计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1941年6月改为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潘序伦从1932-1956年主持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计一百五六十种，并印制发行“立信”会计账册报表，立信设计、印刷、发行立信会计帐册报表近百种。新式会计账册报表是现代会计制度的产物，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载体，服务于工商企业，适用于一般商号、公司、工厂及其他工商企业。其设计、印刷与发行会计账册报表的专业性较强，各业所用凭单（传票），收据，日记、现金、分类等簿，及表报等的推广与运用，将成为推进现代会计“深入工商业内层之工具”，是促使我国会计实务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的重大举措。立信帐册报表具有设计科学、格式完备、印刷精良的特点，推进我国会计实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产生深远影响。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在重庆邹容路设立一家专门印制会计账册报表的印刷厂，在大后方独家经营立信会计帐册报表。新中国成立后，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账表印刷厂经历合并、公私合营、国营和改革开放等，“立信”帐册报表行销数十年而久盛不衰，是全国知名的品牌。

1949年，潘序伦组建立信会计编译社，并任社长。解放后，他编著的《苏联会计述要》《国营企业会计概要》等。

潘序伦的经济类学术著作、译著共50种，法学类1种，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以下表格简称“商务”）、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以下表格简称“立信”）出版。

表12-1-1  1925-1952年潘序伦学术著作一览表

表12-1-2   1930-1950年潘序伦译著一览表

学者胡寄窗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统计研究。1919-1949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学书籍共出版1924种，其中自编1362种，翻译562种。1925-1949年，潘序伦一人或与人合作经济类图书38种，其中自编24种、翻译14种，占全国同期出版经济类图书的1.97%。

首倡会计诚信文化

潘序伦坚守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西方契约文明的立场，取《论语》“民无信不立”之意，将“立信”为校名、为校训。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总结其充任库管小吏的职责时说，“会计当而已”。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歌把孔子的这句话写入歌词，表达“会计当而已，今古应无异”鲜明的文化诉求。建立信用，被潘序伦奉为圭臬，是会计师职业存在的价值，是潘序伦教育思想的内核，是为办学与会计师执业的至高无上的信条，贯穿于他的办学实践、社会实践。他提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训条，要求立信会计同仁共勉。潘序伦把中华民族诚信文化与西方契约精神融合，成为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文化价值观，奠定会计诚信文化的根基。

会计师的职业修养十分重要，潘序伦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撰文反复提及会计师的诚信文化，强调职业道德是会计师安身立命之根本，代表性的文章有“会计师秘诀”（《生活》周刊第3卷第21期，1928年）、“中国之会计师职业”（《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1期，1933年7月）、“吾国之会计师职业”（《立信会计月报》第2卷第5号，1943年3月）、 “谈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财务月与会计》第4期，1983年3月）等文章。潘序伦告诫说，夫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究不若道德之重要；会计师之为职业，实为工商业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其信用，则此职业即失其根本存在之理由，殊背国家期望之厚意，可不慎哉。潘序伦指出：“会计师方诸于律师、医师，其相需之切，未为多让。而又处于超然地位，本其独立不倚之精神，证明金融界诸般之真相，以坚社会之信用，而供公众投资之参证，其影响所及，正不独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止。”

潘序伦治学讲究谨严，重视教育质量，十分注意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他一切坚持“认真”两字，无论师生都高标准、严要求。对教师要求认真备课，认真批改作业；对学生要求认真听讲，做好练习题。考核也很严格，他规定成绩以70分为及格，作弊者一律开除学籍。

为办好“立信”教育，潘序伦主张学验并重，讲究实效。他认为，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故非常重视实务训练，要求学生打好珠算、练好书法和应用文写作等基本功。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与工商企业接触较多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商店参观实习，增加感性知识。因此，立信的毕业生一到工作岗位，马上就能从事实际工作。

追求进步、向往光明

1931年冬，潘序伦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筹备委员；1932年春，任会计局副局长；在重庆时任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经济部专门委员、国民政府主计处顾问等职。1946年5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1947年秋任国民政府善后事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他涉入官场时间总计不足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讲“真算是短命的了”。

民国时期，潘序伦作为无党派人士，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对立信学校的共产党人和师生开展的进步活动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顾准在立信工作期间，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活动。潘序伦虽有所觉察，但从未干预过。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训告潘序伦，要其“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明知顾准他们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未予理睬。1936年，立信同学会举办立信剧社、立信歌咏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地下党利用立信的有利条件，开办立信音乐训练班，培养新音乐运动的作曲、指挥人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中共党员吕骥、贺绿汀、周钢铭是立信音乐训练班的教师。潘序伦对此“慨允给予各种方便”，并代表校方捐款给予支持。立信同学会筹备建立救亡工作推进委员会，组织工作先行，潘序伦亲任救亡工作推进委员会的征集总队总队长。

1937年7月下旬，潘序伦参加著名的庐山谈话会。7月27日，第二期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二次分组讨论。潘序伦在会上发言，就如何适应举国抗战的新形势发表意见，充分表达全国上下一致共赴国难的意愿。7月28日，第二期庐山谈话会与会人员中餐时，潘序伦提议以第二期庐山谈话会名义，发电勖勉宋哲元将军及第二十九军将士，得到全体与会者赞同，当即由《大公报》报人王芸生等拟就电文，表达同仇敌忾、誓死抗战的意志。

潘序伦自觉接受党的统一战线领导，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为保障《新华日报》纸张供应，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要自力更生办纸厂。周恩来对苏芸提出要求：“绝对保密，要长期以资本家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用纸无后顾之忧。”苏芸与诸度凝一道策划与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合办造纸厂事宜。1942年，潘序伦以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名义，与以资本家名义的苏芸合资兴办造纸厂，潘序伦为苏芸出具在广安办中兴造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提供办厂所出的资金份额。

合办的中兴造纸厂设在广安，生产纸张运到重庆，沿途要经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站。潘序伦出于对造纸厂产品运输到重庆安全考虑，动手设计“立信”篆体字的圆形商标，向国民政府经济部申请商标注册。1942年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经核准，“立信”商标列入“审定商标公报”，向社会公开发布。从此，该造纸厂生产的新闻纸包装后，盖上“立信”商标和“重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长方形红印，船载车运，能够通过沿途各种检查，顺利运抵重庆，送到新华日报社，保障新华日报社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的纸张供应。

新华日报社曾自办川东造纸厂、复兴纸厂，先后遭到重庆市社会局查封，保障新华日报全部纸张供应落在中兴造纸厂。1941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对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核准资本总额为10万元。为保障新华日报社纸张的供应，潘序伦通过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三次增资，分散设立三个纸库。1943年1月21日，用品社第一次报经济部核准增资到80万元。1943年6月第二次增资额到200万。重庆面临空前纸荒，1944年5月增资额至600万元。合办的中兴造纸厂历时三年保障《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的纸张供应，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周恩来高度评价：“中兴纸厂就好比我们前线作战的一个兵工厂。”

马寅初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1940年12月遭到关押。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1942年8月马寅初获释后，软禁于歌乐山木鱼堡，国民党当局对马寅初专门发布“三禁”，即禁止演讲、禁止担任公职、禁止发表文章。1943年，潘序伦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聘请马寅初到北碚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并让他带儿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内，妥善安排马寅初的生活起居。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得知后，召见潘序伦于青木关教育部，当面给予训示警告。潘序伦一笑置之，辨说在私立高校任教并不是担任“公职”。194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马寅初才离开立信重获自由。

1944年9月1日，黄炎培、潘序伦等30人署名的“民主与胜利献言”，在重庆出版的《宪政月刊》发表。署名者中有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董事长、董事和教师（兼职）共8人，他们是副董事王云五、卢作孚，董事江恒源、吴羹梅、潘仰山，教师（兼职）章乃器。

1945年1月1日，黄炎培领衔，校长潘序伦，学校副董事长王云五，董事康心如、江恒源、吴蕴初、潘仰山等，和史良、沙千里、史东山、张志让、杨卫玉等60多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合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均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要求国民政府与各党派各界切实合作，呼吁民主政治，挽救时局。

解放前夕，有人劝潘序伦出走，潘序伦不为所动毅然留下来。上海解放时，顾准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起回到上海。顾准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他代表潘汉年看望潘序伦。潘序伦关心着祖国会计事业的发展，鼓励和推荐不少立信同学和同事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潘序伦辞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之职，过起“寓公”生活。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翌年春天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撤销政协委员并被民盟上海支部开除。1960年9月，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1961年任徐汇区政协委员，恢复民盟盟员。十年动乱期间，遭受冲击，被监督劳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潘序伦的精神也为之一振，立即将多年所蓄的长须，一剃而光，以示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1977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浦去看望潘序伦。他侃侃而谈的不是哀怨，不是感慨，而是迫切要求党和政府支持他恢复“立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财经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潘序伦的错案彻底平反，改正错划的“右派”，恢复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参加各种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提高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与财会队伍青黄不接的矛盾相当突出，他提出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潘序伦的复校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许多立信老校友志愿为此奔波。1980年10月10日，潘序伦会同顾树桢等11位教育界、经济界知名人士，联名向上海市有关部门发出关于立信复校的倡议书。10月20日，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恢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0月25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校开学典礼，假黄浦区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潘序伦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他兴奋地说：“一生夙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发扬光大，我真万分高兴。”

潘序伦还是中国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的顾问，上海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立信会计编译所主任，市社联顾问，上海市高级会计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6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相继恢复，潘序伦 “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

节俭淡泊

1924年秋，潘序伦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商业大学（商学院）任职，每月约有银币500元的收入。同时还有著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抽取每书定价15%的“版税”。因之不到两年，就有两万五千元的银行存款。他认为，多财不一定是坏事，但一个人若拥有较多的财富，首先应当考虑用财之道。潘序伦有这笔钱，考虑到当年自己留学期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资助过自己约为银币一万元。潘序伦于是以“饮水思源”之义，捐一万元为简照南设立“思源助学基金”。哥伦比亚大学同学王志莘赴美留学也是受到华侨资助的，愿共襄这项义举，潘序伦为之垫付三千元，这样助学金的总额成为一万三千元。思源助学基金组成董事会，管理和分配基金，专门资助学习成绩优良而生计贫寒的学生完成其学业之用。潘序伦捐资助学，既有上万银币的“大手笔”，又有几十元的涓涓细流。潘序伦在暨南大学商业大学担任主任（院长）职务，同时兼上海商科大学教职，《暨南周刊》75期（1925年12月）刊载，潘序伦将兼职的12月份半薪80元，悉数捐该校图书馆，由暨南大学图书委员支配选购书籍。

创办立信会计教育事业，潘序伦白手起家，依靠立信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他办学经费上主张“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37年5月，创办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学校基金共17万元，其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将立信会计丛书全部版权所得10万元捐充，潘序伦捐资6万元，立信同仁捐助1万元。立信学人将各自撰述、翻译的“立信会计丛书”稿费、版税，全部捐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普通基金，充作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1946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建设柿子湾校区，潘序伦捐1万美金。

经潘序伦提议，1979年1月上海成立全国第一家会计学会，他将自己落实政策4万元捐出，作为上海市会计学会的发展基金。他多次向上海市的领导部门写信，述说自己办学的心愿。他的双腿肿得不听使唤，只好把立信老同仁请到家里，商谈有关办学事宜。潘序伦提出，学校开办费由他承担，并当场拿出一张5千元的银行存折。

潘序伦关心下一代的成长。1982年5月，他代表上海市珠算协会，向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孩子们赠送一批制作精巧的小算盘，希望小朋友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学好算盘、打好算盘，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84年，他把自己所有存款、海外校友资助他生活的汇款等人民币10万元，向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捐赠设立“潘序伦奖学金”。潘序伦十分关心和支持各地恢复和兴办立信会计学校，继上海之后，重庆、天津、南宁、广州、昆明、无锡、宜兴、桂林、北京、南京、洪湖等地，先后办起立信会计学校，为当地培养会计人才出力。

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市委、市政府关心潘序伦的生活，先后在华侨新村、康平路、乌鲁木齐路三次给他安排住房，他都一一谢辞。他表示，上海住房非常紧张，还是把这套住房让给比我更需要的人；况且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后还是借中学的校舍办学，自己搬进宽敞的高档的住房心里不踏实。1983年，组织上第4次给他分配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新建公寓，他第四次辞让。他告诉人们，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新校区尚未有着落，自己绝不为个人安逸舒适作打算。“潘序伦四让住房风尚高”在沪上传为佳话。汪道涵市长亲自过问立信校舍征地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上海徐家汇中山西路2230号校区于1985年10月开工，潘序伦为奠基石题词。

潘序伦经常用“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并以此鞭策自己、教育家人。潘序伦家庭生活力戒奢靡，可以说是简朴。他和妻子、女儿多穿布衣，女眷从不穿金戴银，与珠宝无缘。养女潘平当年就读的南洋中学一栋教学楼失火，潘序伦为该校修建教学楼慷慨捐款，校方及同学方知潘平的父亲是大老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共有一辆小轿车。据潘平晚年回忆，她当年去学校上学从来是步行，仅有一次因生病高烧，因一时叫不到车，自己才有唯一一次乘坐父亲的小轿车送医院。潘序伦晚年生活，保持着勤俭淡泊的本色，穿的是朴素的中式服装和布鞋，有的是补丁摞补丁；吃的东西也不讲究，都是普通的食品。外出除因公或开会，从不使用学校专门为他配备的小轿车。老伴想买一台电视机，他不同意。一位学生知道，非常不过意，只好设法买好将电视机送上门，他才不得已收下。八十年代初期，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有一次联合在上海举办招待会，潘序伦被邀请出席，还有不少外国人也应邀参加招待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孙庆元回忆，当时大厅里很热，潘序伦衣着正装坐在前排，听报告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孙庆元陪同潘序伦出席，见状走上前轻声对潘序伦说：“把外套脱掉吧，这样是不行的，太热了！”可是，潘序伦始终不肯脱下外套。直到招待会结束，潘序伦才到洗手间脱掉外套，看着其袖子已破烂不堪的衬衫，孙庆元他们一下子都明白了。原来潘老的衣服几乎件件都是打补丁的，有的衬衫甚至穿烂了，他也舍不得扔掉！

1985年10月25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市会计学会等单位，隆重集会，热烈祝贺潘序伦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事业60周年，财政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和各界纷纷致贺。为表彰潘序伦对中国会计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财政部向他颁发荣誉证书。荣誉证书上面写道：

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60周年，对我国的会计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特发给荣誉证书。

1985年11月8日，潘序伦因患膀胱癌，在上海中山医院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忍着病痛，写下“潘序伦最后遗愿”：

恳切请求亲友、同学、同志们务必在我死后，切实按照我的遗愿执行，万分感谢！1．不发讣告。2．不收骨灰。3．不开追悼会。4.不收任何形式的奠礼，如花圈、花篮之类。我一生最喜欢节约一切物力、人力、财力，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潘序伦逝世，没有留给后代一分钱的遗产。他留下的书籍、名人字画等，女儿、女婿把其全部捐给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潘序伦病危的1985年11月5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领导决定为潘序伦铸造一尊半身铜像，委托知名雕塑家刘巽发塑造。1987年11月18日，新落成的立信徐汇校区，学校举行潘序伦铜像揭幕仪式。1993年4月4日，徐汇校区潘序伦铜像整修工程完竣。潘序伦的女婿管锦康、养女潘平等家属将潘序伦骨灰从灵堂转移，安葬在徐汇校区潘序伦铜像基座下方。

每年清明，学校领导和师生向潘序伦铜像敬献花篮，缅怀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创始人潘序伦。

第二章 人物传略

黄组方

黄组方（1911.4.14.-1944.8.18.），出生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内史第”，会计学家。父亲黄洪培是位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起，在浦东中学任会计兼庶务；曾与兄长黄炎培一起办“开群女学”，民国初年为川沙县参议、副议长等；1927年在地方公益慈善机构任职，1954年逝世前为沪上“辅元堂”的会计。胞兄黄自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教授，中国著名音乐家。黄组方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学系，留校任教，任会计专修科主任；北洋政府内政部审核的会计师，历任景星贸易公司会计主任，中国建设银公司设计及统计专员。应潘序伦先生之约，加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历任编辑科编译员、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立信会计学校教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

黄组方藏书甚多，犹如小图书馆，“青年饱学，所有英、美重要会计书籍，博览殆遍”。西学东渐。民国时期，一批会计学者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著书立说，引进、传播现代会计方法、推动中国的会计学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在潘序伦的鼓励支持下，黄组方辞去中国建设银公司设计及统计专员的高薪工作，来到立信会计学校任教师自甘清贫，在会计名词翻译和“会计决算表”研究两个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是民国时期会计学界代表性人物，国内研究会计决算表的开拓者。

潘序伦主张全面吸收西方会计学理论与实务，组织修订《会计名词汇译》，统一、规范会计名词（术语），黄组方参与其间，1934年在《立信会计季刊》第2卷第3/4期发表“会计名词汇译”（与潘序伦合作）。1939年，经潘序伦推荐，黄组方与顾准、钱素君、张蕙生等，担任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会计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1941年，在《立信会计季刊》第13期发表“国立编译馆会计名词之商榷”（与潘序伦合作）。

编制决算表是会计学中的一门新兴学问，随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信用调查的日趋严密而日益重要。决算表由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应交税金表等和副表组成，是反映资金运动的方法、组织会计核算的依据、进行会计管理的主要方法。黄组方深入探究决算表这门会计综合性学问，1934年在《会计杂志》第3卷第2期发表“资金来源及运用表述要”，1937年在《会计杂志》第7卷第3期发表“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之关系”。193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决算表之编制及内容》。该书体例，以各关系人之观念为经，以学术上不同之方法为纬，内容详实全面，一经面世，立即得到会计实务读者的欢迎，市场很快脱销，3个月后再版。

黄组方撰著《决算表之编制及内容》得到多人的帮助支持，“潘序伦之鼓扇，校阅全稿，规榘匡正，意尤可感”；就体例材料方面请教于冯德常博士，初稿修订得到马则桑的帮助，全稿整理由其胞妹黄孚兑代任；其未婚女友张伊那时常给予协助，并代为收集第2章“决算表之举例”的资料，书稿尚未完竣便因病逝世。

黄组方从此不提婚娶，潜心教学与撰著，费时三载撰著《决算表之分析》。三易其稿，书稿基本完成，他却患肺结核卧病在床，潘鋕甲为此代为“复阅”。潘序伦受委托费时六旬，屏除其他一切事务专门校阅。《决算表之分析》共15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决算表分析之基本概念，说明分析之意义及研究之途径；第二部分讨论决算表如何编制，始能适合分析工作的需要；第三部分为分析方法，详细论述各种方法之原理及应用以及应用上之限制。该书分析之研究，皆从理财、管理、经济及会计四个方面着眼，适用于大学必修课教材，亦可作教学参考书，还有益于相关人员应用查悉一企业正确的财务状况和营业成效。扉页上印有“谨以此书纪念先兄黄自先生（1904-1938）”一行文字，记载兄弟手足情深。黄自是中国著名音乐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教授。贺绿汀是黄自的“四大高足”之一，是立信音乐训练班的声乐教师。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迁徙后方，1940年1月《决算表之分析》出长沙版初版。潘序伦对黄组方的《决算表之分析》有较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所有立论之根据，内容之取舍，编制之方法，字句之增减，无不悉心斟酌；内容之渊博，研究之精深，在吾国会计文献之中堪称杰作。

此前的1939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之美国葛师孟(H.G.Guthmann)的《决算表之分析及解释》（1936修订版）的中文版。黄组方的《决算表之分析》与葛师孟的书名基本相同，虽比葛师孟的《决算表之分析及解释》中文版晚出几个月，但《决算表之分析》面世后，九个月时间内商务印书馆连出长沙版第4版，表明《决算表之分析》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人们更欢迎有真材实料本土的“国货”。

《决算表之分析》出版后，立信同仁深愿黄组方早日康复，共为会计学昌明继续努力。然天不假年，黄组方于1944年8月18日在上海病逝。

陈其采

陈其采（1880.10.21.-1954.8.7.)，字蔼土，别号涵庐，浙江吴兴人，革命先驱陈其美（英士）之弟，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长，1937年4月至1949年4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长，1947年3月18日至8月22日兼代校长。

陈其采幼入学塾，光绪末年中秀才。1898年赴日进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留学3年后返国，在长沙武备学堂任总教练及监督，兼新军统带，其间秘密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工作。陈其美、陈其采兄弟为争取帮会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不遗余力。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担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谘议暨江苏都督府参谋厅长，为孙中山出谋划策，成为袁世凯头疼的人物。1926年北伐中兴，他应蒋介石之邀担任军职，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专负筹措军饷之责。陈其采是浙江金融界大佬，又与上海联系密切，筹到很大一笔钱。国民革命军北伐能顺利成功，陈其采筹饷有很大的功劳。1930年国民政府筹设主计制度，主计处是国民政府的财政核心部门，财政部长宋子文企图控制，但蒋介石始终不同意。胡汉民提议，没有比陈其采更合适的了，蒋介石立即拍板同意。1931年，陈其采任国民政府主计长，期间兼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暨代理董事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46年冬，陈其采任国民政府委员，后又任总统府国策顾间。

陈其采出任主计长后，特邀潘序伦担任会计局副局长，两位在共事中建立友谊。潘序伦虽在职仅半年便卸任，但两人联系未中断。1937年4月，潘序伦筹设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时，以创始人名义致函陈其采，聘请他参加该校董事会。陈其采复函，表示愿意接受聘请。4月15日，在立信校董事会举行的首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学校董事长。

陈立夫、陈果夫是陈其美之子，是CC系的老大。他们能得到蒋介石的器重，与陈其采关系密切。陈其采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长，国民党军警特对立信有所忌惮，一般不会轻易冒犯，潘序伦则借助于陈其采的声誉和影响，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顺利合办的事提供有利条件。1941年6月，潘序伦与生活书店合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之后又以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名义，与以资本家名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苏芸合办中兴造纸厂，保障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立信迁至重庆后，1941年7月，陈其采致函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他批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渝设立分校，添加会计训练班。8月，陈立夫复函叔叔陈其采，批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渝开办会计短训班；而设立分校问题，因私立学校规程内载明不得设立分校。

学校复员回沪后，陈其采董事长继续主持校董事会。1948年8月，学校为修建体育馆募捐时，陈其采与其他校董一起捐款，他认募3000元。10月上旬，浙江省吴兴县“陈蔼士先生寿典筹备会”致函立信，邀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作为共同发起单位，并请拟就立信应邀参加活动的宾客名单，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承诺一起参加；并决定请校董王云五、钱新之、杜月笙、宋鸿元等21人参加。

徐虹路柿子湾校区落成后，陈其采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升本改办立信商学院之事尽力。1947年3月，学校认为，改办商学院之事，校长一职应年高德昭者方孚众望，呈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长陈其采兼代校长。是年8月，潘序伦复任校长，陈其采对升本之事还是照样关注。1948年1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正副董事长陈其采、王云五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祈请将学校改为商学院或会计学院。电文从办学规模、学术成就、办学设备、经费等几个方面阐述立信办商学院的有利条件，认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各项设备及经费方面，在上海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30余校中，除国立之交通、复旦两大学及教会创办之沪江、约翰、震旦之三大学外，实无有能超过本校者。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致信陈其采，答复称教育界当前情形极度不安，如立信将专科学校改为学院，将引起其它专科学校援例请求，故已由部饬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暂缓办理。1949年初，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部长。1949年4月上旬，陈其采、王云五最后一次联名签署文件，就改办立信商学院之事致电教育部“鉴核赐准”。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改办立信商学院或立信会计学院的愿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实现。

1949年，陈其采去台湾，仍任国策顾问。1954年8月7日，在台北病逝。著有《涵庐诗草》。

钱新之

钱新之(1885-1958)，名永铭，以字行，晚号北监先生，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上海。1937年4月起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董事。

早年在上海育才学堂读书，1902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财经学。1903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研习财政及银行学。1909年回国后，一度任教于南京高等商业学校。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都督。1912年，北京农工商部任会计课长。1917年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继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9年任经理。1920年，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2年6月，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积极整顿行务，决定军政借款一概婉却，同时紧缩机构节约开支。1923年，业务好转，反亏为盈。1925年5月离职交通银行，担任四行联合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协理。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金融界人心浮动，钱新之以江浙财团代表身份一次捐款50万元，获得蒋介石的信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钱新之为财政部次长，因部长古应芬尚在广州，即由钱新之代理部长。钱新之在任期内为蒋筹措军政费用，推销“二五库券”。1931年至1932年，任命为驻法国公使。1934年，任上海地方协会副会长。1936年至1940年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

1937年，钱新之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同年4月上旬，潘序伦等以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创办人名义，致函陈其采、钱新之、王云五、宋汉章、江问渔等人，聘请他们参加学校董事会。钱新之复函潘序伦，表示愿意参加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1937年4月15日，学校董事会在上海的香港路银行俱乐部举行第一次董事会，讨论学校董事会章程和学校组织大纲，决定聘请钱新之等人为董事，陈其采任董事长，潘序伦为校长。1937年八一三凇沪抗战爆发后，钱新之与杜月笙、潘公展、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集资金，支援抗战。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钱新之打算以香港作为交行的业务中心，将从上海撤出的大量资金和人员集中在香港一地，不料1941年冬太平洋战事发生，交通银行和钱新之个人在香港的资产损失严重。此后，钱新之致力于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添设交行分支行处。他曾表示“开发西南，是金融界应尽的责任”，并要求交通银行雇员经常注意各地工商实业发展情形和社会动态，竭力开拓业务，尤其要为发展后方工商业出力，为推动后方工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7月，钱新之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8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1939年，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银行在重庆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钱新之代表交行出任四联总处常务理事。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钱新之于是年秋回到上海，忙于在交通银行内部进行调整，恢复沿江沿海及内陆各大城市的交行分支机构。同时，上海的许多工商企业，如中国盐业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则争先恐后地邀请钱新之出任挂名的董事长。当时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在上海接收出版机构，钱新之与陈氏兄弟本是原籍浙江吴兴的小同乡，钱本人又与陈氏兄弟的叔叔陈其采交谊颇深，所以通过这层关系，钱新之任《新闻报》的董事长。1945年11月，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因涉嫌经济汉奸案被免去职务，钱新之任金城银行董事长。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沪在渝办学，得到社会各界各方的支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北碚办学条件十分艰苦。钱新之既是复旦大学的代理校长，又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他动用各方面社会关系，给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支援，使学校得到新的发展。他还为学校解囊相助。1948年，学校建体育馆需资金11万元，还缺3万余元。9月26日，学校董事会举行会议，决定为学校体育馆募款。出席会议的董事钱新之和宋汉章、陈其采、徐永祚、李文杰、刘攻芸、钱迺徵、吴羹梅、吴蕴初等均当场各认捐3000元。1948年，钱新之与杜月笙筹建复兴航业公司，任董事长。钱新之后迁居香港、台湾，将复兴航业公司迁至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经整顿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钱新之的董事席位。1958年钱新之在台湾病逝。

徐永祚

徐永祚(1893.9.9-1961.)，字玉书，浙江海宁人。会计学家，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1947年11月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

徐永祚早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14年毕业于上海神州大学经济科，在天津任中国银行练习生。翌年回上海被聘为神州大学银行科教员。1917年任《银行周报》编辑、主编。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该所特聘徐永祚拟订业务规程、会计制度，培训会计，并任银行公会书记长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会计科长。1921年，领取会计师执照，在上海创办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下设文书、训练、出版等3部，执行会计师业务主要包括代办企事业单位注册、登记、查帐、诉讼等，为工商企业服务，还为金星金笔厂与美国铅笔厂因“金星”商标专利引起的纠纷等诉讼。1925年，作为发起者之一，举办会计培训班，培训会计人员，普及新式簿记知识；1925年作为发起者之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会计师公会，被推举拟订《会计师法规草案》。1933年元月，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会计杂志》月刊，徐永祚任主编，介绍国内外财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同年，徐永祚举办会计训练班，编著出版《改良中式簿记》一书，颇受工商企业欢迎。全国各地纷纷采用。徐永祚在当时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被公认为名会计师。

徐永祚曾任神州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物品交易所会计科科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还兼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商法规委员会、审计院设计委员会、上海市财政整理委员会要职，参与修订或起草《会计师条例》《公司法》《所得税法》《交易所法》等法规。抗战期间，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改名为“正明会计师事务所”，直至1954年前后结束业务。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中国第一位会计师谢霖1918年末在北京创办）、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是1949年前的中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1928年，徐永祚撰文“改良中国会计问题”（上海暨南大学《会计学报》创刊号），认为中式簿记具有古代“四柱结算法”原理的优点，应用“改良簿记”。1933年，徐永祚的《改良中式簿记概说》出版，还有《改良中式簿记实例》《改良中国会计问题》《改良中式簿记缘起及简章》等论著发表。他主张沿用中式簿记加以“改良”的观点，并应用传统的收付为计帐符号。徐永祚的《改良薄记概说》在五洲大药房、中英药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南烟草公司、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闸北水电公司等50多家较大的公司企业试行，取得一定成效。在此基础上，上海举办改良中式薄记展览会，三天内参观者达1500余人，形成一个改良中式簿记运动的热潮。

潘序伦等对此发表不同看法，针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内容提出质疑乃至批评。1934年7月，《立信会计季刊》刊载潘序伦的“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书”，顾准的“评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钱迺澂的“对于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文章，与徐永祚的改良中式簿记作“群体性”学术论争。

以徐永祚为首的“改良派”认为，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如帐簿无一定组织，记帐无一定科目，记帐简略而过帐繁复，记帐单位凌乱，各户层次不清，未采用多栏式记帐等等，但是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然保留收付为记帐符号及中式帐簿记帐方式等传统做法。潘序伦等人则认为，西方会计原理科学先进，批评收付计帐法不科学的落后性，改良中式簿记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中式簿记是不科学的、不进步的，只有借贷复式记帐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因此，潘序伦等被以后的会计史学者认为是“改革派”。参与这场争论的都是当时有名的专家学者，双方均采取友好坦诚的方式，互相尊重，各自都从学术上肯定对方的优点，阐述自己的立场，但孰优孰劣未有定论。

抗日战争爆发，双方刊物停办，争论暂时停止，但两大会计师事务所仍各按其主张推行不同的记帐方法。直至解放前夕，我国工商企业中采用借贷记帐法者多为大型企业，采用改良中式簿记者以中型企业为主，而在一些小厂、小店，有的用改良中式簿记，有的仍沿用单式收付记帐法。但是，各高等商科院校会计系从选用教材到讲授课程，则只讲借贷记帐法，从无动摇。我国会计史学家郭道杨教授在《中国会计史稿》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翔实的记载。他的评价是：“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是我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落后状况而作的重要努力，也是我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前线。徐永祚经手所有捐献财物的进出证件和帐册。日本侵略军后来侦悉，将其逮捕监禁，再三逼问财物所在。徐永祚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

1945年，徐永祚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徐永祚会计师在上海组织一个“聚餐会”形式，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聚餐会”每月一次，固定日期和时间，不发通知，到时风雨无阻,进行餐叙。上海会计界同仁被邀参加的约20来人，其中立信的就有潘序伦、张蕙生、钱素君、钱迺徵、李文杰、李鸿寿、陈文麟等。

1947年4月18日，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加聘徐永祚、奚玉书、顾咨博、叶朝钧、周仲千为董事。徐永祚和学校的其他董事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响为学校排忧解难，并解囊相助。1948年9月，学校建体育馆需资金11万元，尚缺3万余元。学校董事会为学校体育馆募款，董事徐永祚和宋汉章、陈其采、钱新之、李文杰、刘攻芸、钱迺徵、吴羹梅、吴蕴初等均当即各捐3000元。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徐永祚为“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的10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建国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并当选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1年（一说1959年），徐永祚在上海逝世。

韩曼涛

韩曼涛（1901.-1965.11.14），浙江绍兴人，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曾名庄文恭、韩春龄、韩慕涛、韩百华、韩白华、韩伯画、韩少雷、布希金等。1928年进入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读书，学成后留校，教书育人，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稽核员、稽核科副主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银行会计教授，立信高级会计补习学校董事；曾兼任上海机联会工厂会计人员训练所教师、中央信托局会计师等。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接收专员顾准接管国民政府财政部上海直接税局，韩曼涛为顾准率领的中共接管人员之一。

1920年暑假来到上海，他以韩慕涛之名进入在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该社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建的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所学校，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库兹涅佐娃（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等授课，学员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毕业后多派往苏联学习，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韩曼涛在这栋石库门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由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1921年4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留学期间，韩曼涛名叫“布希金”。同年7月，莫斯科召开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参加会议的有正式代表俞秀松和翻译瞿秋白（工作人员）等，韩伯画（韩曼涛）为会议“来宾”。

1922年6月，他与刘少奇等一道归国，7月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7月，全国党员人数195人）。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11月韩曼涛任《向导》周刊代理发行人。是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选举韩曼涛（韩伯画）为书记。

韩曼涛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遭北洋政府的松沪护军使署逮捕，狱中化名韩少雷。经营救保释出狱，当局迫其离沪。他更名庄文恭，继续在上海开展革命斗争。192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地方党组织改建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上海地执委），韩曼涛（庄文恭）任中共上海地执委委员长兼宣传部主任，李立三是上海地执委委员兼工农部主任。1925年8月，上海地方委员会扩建为上海区委，领导苏浙沪的革命斗争。

1927年4月21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韩曼涛（庄文恭）出席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陈潭秋、庄文恭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上海区委，分别成立江苏、浙江省委，6月，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庄文恭任书记。8月，因多年积劳肺痨严重无法工作，庄文恭向党中央提出辞职；9月，经中央正式批准暂时停止工作，并批400块银元做生活费，在沪养病，自谋生路，“为了生计可以进入国民党外围的事务性单位工作”。

1928年春，潘序伦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内设立簿记训练班，立信教育事业由此发轫。立信会计学校招收银行、钱庄、商号的小会计、青年职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他即以“韩曼涛”报名就读，从此他以韩曼涛行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立信第一届招收的23人中，他既无从业经历，又年龄偏大，但谈吐不凡，沉稳的举止作派让人感到“特殊”。他学习成绩优异，1929年毕业，潘序伦聘其留校任教，兼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稽核员。

韩曼涛实现从职业革命家到会计学家的跨界转身，虽处不同领域，但不忘初心。韩曼涛在《向导》周报发表署名“文恭”的《国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积极响应陈独秀指出的“中心工作”，号召“各地继续组织，作大规模的活动”，进而提出“我们国民革命中只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我们最初步的而且最根本的办法，其余都是治标的罢了。”由于中共的宣传鼓动，“打倒列强”从此深入人心，成为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口号。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发动和直接领导上海的五卅运动。上海市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周报》，是中国最早的一份金融期刊，在经济领域有很大的影响的刊物。《银行周刊》1929年第6期，发表韩曼涛的《中国商人会计思想上应有之觉悟》。该文把更新中国商人观念放在突出位置，文章使用“思想”、“觉悟”、“爱国”等新词展开论述。

韩曼涛在《中国商人会计思想上应有之觉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组织，“素以小农小手工业为基础，各地方间交通隔断闭关自守”，“商人亦浅薄自甘”。西风东渐，中外互市已近80年，他在文章中认为“重商”就要从商人自己做起，提出中国商人会计思想上应有七个方面的觉悟：一是设立时应有充分之资本金，二是营业上应抱薄利主义，三是改良商事会计薄记，四是关于固定资产之折旧思想，五是关于赊买代金之呆帐准备，六是关于任意公积金之设置，七是经常的或临时的稽核制度之实施。他认为，应学习欧美股份公司制度，募集雄厚资本，认为现代商业竞争，贵在资金周转灵速。韩曼涛是积极响应潘序伦改良中国旧式簿记的学者之一，认为“亟待改良”有三个方面，严定会计规程，严限收支凭单，注重损益计算。韩曼涛提出“商事会计簿记为商业上之重要命脉”，强调商人要“以爱国的立场”，“以期跻中国为世界上一富强国”。

韩曼涛在职场跨界转身，教书、查帐、潜心会计学问。顾准与年长自己14岁的韩曼涛打交道较多，两人对银行会计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顾准撰著的《银行会计教科书》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加入中共。1937年，韩曼涛在《银行周报》23期至26期分4次连载《银行之内部审计》，从银行内部审计之组织、目的、功能几个方面论述。中央信托局是国民党设立金融体系的重要机构，涉及金融、信托、保险、地产等业务。他对银行会计的研究，经潘序伦推荐为中央信托局赏识，韩曼涛成为该局会计处任会计师。顾准1940年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韩曼涛接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银行会计”教授。

韩曼涛在上海就地实现转身成为会计学家，在立信一呆就是21年，走过风刀霜剑却毫发未损。其传奇人生，与潘序伦、顾准及立信同人的保护密切相关。

《潘序伦回忆录》写道：“我知道他二十年代就参加了党的工作，当上海租界搜捕革命者风声紧张时，我就派他到外地去查帐，以‘避风头’。”

顾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1968年12月15日，顾准写下他在1927-1934年社会职业生活的“历史交代（二）”，其中有与韩曼涛交往的两个事例。一是顾准“猜测”韩曼涛曾是共产党员，党的地下工作活动经费紧缺时，顾准“向他临时通融过钱”；再是，顾准“曾经给他看过毛主席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顾准在交代中写道，韩曼涛“头脑敏锐而沉默寡言，但绝不谈政治，也决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偶然（极其偶然，大概所里只有我一人发现过）也漏出一句二句哲学气味浓厚的语言。”“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他的有经验的眼光，应该看到我这个孩子怎样成长，思想怎样变化；可是，他对于我的思想转变，却从来没有起到过一点作用——既没有积极的作用，也没有消极的作用，真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顾准“历史交代”还写道，韩曼涛“任夜校教师，讲解详明，极受学生欢迎；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几次疑难的查帐案件（大德新油厂、贾汪煤矿等）中，他主办查帐案件，办得很出色”，成为立信教书和查帐两方面的“台柱子”。

1946年6月15日，立信会计学校启用“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的新校名，并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潘序伦、顾询、钱迺澂、李鸿寿、韩曼涛5人组成，潘序伦任董事长兼校长。1947年，韩曼涛自填的履历表有“曾任贾汪煤矿总公司会计科副科长7年”（1920-1927）的记载。贾汪煤矿地处徐州，是座近代大型煤矿，曾由袁世凯的族弟袁世传接办。北洋政府在国民革命中倒台，1927年贾汪煤矿易主，租给上海远记公司办理，该煤矿管理层大洗牌。教育部规定，每学年高等学校教员须填写履历表，由校方汇总、校长审核签字后呈教育部备查。韩曼涛趁机填补师范学校毕业至1927年间履历上的“空白”，也可见潘序伦对他的护佑。1951年12月，韩曼涛调北京工作，辞去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董事的职务，先后在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商业部财会司等单位工作。

1965年11月14日，韩曼涛在北京病逝，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黎照寰

黎照寰（1888-1968.9.16.)，广东南海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赴美留学，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先后担任香港工商银行行长、铁道部常务次长。1930年辞职专任交通大学校长，专注高等教育事业，承担起实业救国专才培养之重任。1947-1952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总导师。

191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他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先后创办中国科学社、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并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著有《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1927年夏，黎照寰随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出国，一年后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执教，次年6月任铁道部次长，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1930年10月，黎照寰被正式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辞去铁道部次长职务，专心办学。直到1942年8月离职，他主持学校达12年之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黎照寰深感民族的危机严重，在孤岛上海处境困难，为保护交大不给日伪接替，曾多次密报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经同意把学校改为私立大学。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次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交大，他毅然辞职离校，与一些爱国人士在上海参加社会福利工作。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从重庆复员回沪，徐家汇柿子湾的新校舍于1947年落成，校长潘序伦特聘黎照寰为学校总导师兼教授。他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开设工商管理、经济学和财政学等课程，讲课内容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学生们反映，听他的课，时间过得最快，而且获益良多。他学问精深，讲授经济学时，不仅列举李嘉图、亚当·斯密等各派学说，也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1948年12月5日，黎照寰被聘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行校长职务。12月8日，黎照寰就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首次主持校务会议，会议决定改善教职员等待遇，提高薪金标准。

上海解放后，黎照寰继续在立信主持工作，经董事会推荐，接替已经离沪的陈其采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董会董事长。黎照寰为立信向国家输送急需的财会人才竭思殚虑，致力于提高学生扎实功底的养成，每学期主持学校举行的英语、国文等学科竞赛，亲自出英文竞赛题，亲自改卷。1952年根据当时院系调整的要求，他主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移交与结束工作。

黎照寰担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第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市政协副主席。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尽心尽力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黎照寰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不幸于1968年9月在在上海逝世，终年80岁。1978年11月22日，他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顾准

顾准(1915.7.1.-1974.12.3.)，江苏苏州人，思想家、经济学家，著名的会计学家。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夜校部主任、函授部主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兼编译科副主任。

顾准生于上海，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婆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1927年夏天，顾准因为家境清寒，无力继续承担学费，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辍学。经在银行供职的王志莘介绍，他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王、潘两人系留美同学，1921年同时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由于这一缘故，他们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潘序伦在事务所办起一个簿记训练班，晚上上课，每期单科专修半年，时为1928年春。顾准成为该校首届学员，对会计有初步了解，成为他会计生涯的启蒙。在此之后，他学以致用，当过事务所的会计员、查帐助理员，并升任文书科工作(主要代办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业务)。

从1929年秋天开始，顾准被潘序伦选作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通过锻炼，顾准初步掌握会计这门学问，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崭露头角。由练习生升任为会计员、查帐助理员、会计夜校助教，1930年出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负责人，1932年下半年担任立信会计夜校的教师（1931年曾经安排他担任一个班的教师，但学生看他年纪小，仅16岁，把他给轰下台），继而承担大专班银行会计课程的教学任务，并负责立信会计学校部主任。期间他还担任《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编辑助理、独立编写一册《簿记商业习题详解》。一个只上过职业初中的青年，通过自学就这样成长起来。

经过勤奋自学，顾准对会计学和财经学科其它的知识逐步具有较深的造诣。潘序伦唯才是举，大胆使用，委以重任，并不苟囿于学历、年龄等条件的世俗偏见。

1934年8月，顾准的《银行会计》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我国银行界知名人物刘驷业、陈光甫、张嘉璈，分别为顾准的《银行会计》作序推介，赞该书为近时罕见之佳作，堪称善本；认为世界各国的银行会计为英国式、美国式和日本式三足鼎立，顾准的《银行会计》的本土化课程为“中国式”银行会计带来希望。顾准的《银行会计》被我国各地商学院采用做教材，此后著述出版《银行会计教科书》《中国银行会计制度》等，还陆续撰写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务实》《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

顾准12岁至25岁，即从1927年至1940年，是他在立信的十三年。这十三年，他不仅在学识发展上奠定扎实的基础，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地下斗争、投身革命工作的重要时期。顾准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中，顾准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31年，在顾准的组织下，由立信毕业生李建模、张明荣、冯尧忻、陆梓樵、袁恒通等共同发起，成立立信同学会。该会宗旨为“敦睦友谊、切磋学术、交流经验”，他被推举为同学会主要负责人。立信同学会出版由他主编的《会计季刊》，是我国最早的会计学术刊物之一，该刊出第一卷四期以后，自第二卷起更名为《立信会计季刊》，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办。后来，同学会又编纂发行《会计学报》。上述两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由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撰写的，包括各行各业的会计制度等。1935年，顾准还创办会刊《友讯》，除刊登会务活动外，每期都发表时事短评，其中不少就由他本人执笔。他还陆续撰写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务实》《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著作。

为搞好同学会工作，顾准还经常举办时事讲座和学术报告，邀请马寅初、李公朴、黄炎培、马叙伦、章乃器、潘仰尧、钱俊瑞、薛暮桥、艾思奇、柳湜、杨卫玉、钱亦石、杨荫溥、刘湛恩等社会名流、知名学者，作关于经济、哲学、时事政治方面的专题讲演，从各个方面推动大家思考，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忱。

1934年初，以顾准为核心，成立一个秘密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不久，进社与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武卫会）取得联系，许多成员转入武卫会。顾准先是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以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他第一次流亡去北平，经历“一二·九”爱国运动，此时全国掀起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夫妇自北平回到上海（顾准与汪璧于1934年12月结婚）。顾准回到上海，很快就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担任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支部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委群委委员兼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他与孙冶方结识并共事，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

潘序伦对顾准从事秘密革命活动采取比较开明、宽容的态度，使顾准和他的家人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

1940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顾准告别妻子，离开立信，进入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在新四军的军旅生涯。先后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1943年3月，顾准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3月，应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之邀，顾准在其开办的会计训练班任会计教员。1945年12月，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先后任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渤海区行行公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随部队进入上海，是上海市军管会成员之一，负责上海市直接税局、市货物货局、市财政局、市府会计处、审计处和市地政局等国民党财经部门的接受。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回到上海工作，顾准没有忘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看望昔日的同仁，应邀来到学校作“会计学生今后的趋向”等演讲，宣传党的政策。

1952年2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文章，批判顾准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成为“三反运动”中的反面典型。

1953年1月，顾准与妻子调任北京，他先后为国家建工部财务司司长，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5年9月，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始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1956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不到两个月，即奉调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资源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副主任。

他撰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当时该刊为双月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研究。

1957年，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5月上旬，来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从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又随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1960年2月初，顾准结束在河南的下放劳动返京，不久又到中科院所属的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帮助工作，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在孙冶方等人的关心下，1962年5月重返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65年9月，顾准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房山周口店接受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爆发，被揪回经济所。这时他不能回家，遭受妻离子散、家人远离、百般打击的痛楚。1968年4月，妻子汪璧不堪磨难自杀身亡。这一噩耗，过了一年多，才告诉顾准。

1974年11月初，顾准因患肺癌送进医院治疗。11月中旬，经济所正式宣布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1974年12月3日，顾准在北京逝世。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以后，《顾准文集》《顾准日记》等相继出版。顾准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粉碎“四人帮”后，顾准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2月，在北京为顾准和汪璧召开追悼会。

2015年6月，在顾准诞辰100周年前夕，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在校区举行“师生情”主题雕塑揭幕。“师生情”主题雕塑表现潘序伦、顾准亦师亦友的情谊。潘序伦的侄孙潘曾锡，顾准的长子顾逸东，校领导李世平等出席。李世平在揭幕仪式上致辞中表达对两位大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他说，潘序伦与顾准对学术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深厚的师生情谊让我们感动不已，同时也激励我们继承他们的遗志，为立信的美好未来共同奋斗，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贡献才智。

陈文麟

陈文麟（1911.5.9.-1975.8.10.），江苏省常熟人，会计师，教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1942年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历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校长。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重庆中华大学商学院、光华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1947年，被会计界推选为“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邑庙区、南市区的副区长。

1933年，陈文麟从光华大学商学院毕业，投身立信会计教育事业，追随潘序伦30年，忠心耿耿，患难与共，受到潘序伦的器重，是立信会计 “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创建者之一，为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发挥重要作用。1934年，兼任中国征信所编审、联合保险公证事务所副主任。1941年1月，应潘序伦电召，突破日军封锁奔赴重庆。1946年，被推选为上海会计师公会常务理事、全国会计师协会理事。潘序伦去南京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期间，陈文麟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1947年8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主持市区部工作。

1947年11月，南京成立以孙科为主任的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国民党内成立“选举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大会代表的选举和筹备事宜。陈文麟当选为全国会计界6名国大代表之一。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行宪国大在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679人，其中心议题是选举国民政府的总统、副总统。陈文麟出席大会，看不惯会上一些政客乌烟瘴气的勾当，提前返回上海。

陈文麟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办事踏实，平易近人，追求进步。他的连襟吕鳌生是中共地下党员，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1949年3月，吕鳌生受组织委派向亲友募集应变资金，陈文麟知道后即捐出5两黄金。几天后，为开展宣传党组织急需一批白凸版纸，可市面上购买不到，吕鳌生为此向陈文麟求助。陈文麟二话不说，开具条子让他到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印刷厂提取，运走满满一黄鱼车的白凸版纸。上海解放在望，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吕鳌生接受组织委托，向陈文麟提出需要一份关于上海官僚资本情况的材料，以便将来供军事接管时参考。陈文麟与顾准相交甚厚，此前已经向顾准提供有关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详细情报材料。吕鳌生听了，还是希望陈文麟再提供一份。陈文麟立即照办，提供的材料是16开复写的，主要内容是反映解放前夕上海各银行的组织和经营情况。上海解放后，陈文麟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接受思想改造，支持长女陈玫报名参加西南工作团。

潘序伦辞去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校长，1952年9月至1956年初，陈文麟任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校长。在长期的教师生涯中，陈文麟认真教学，爱护学生，深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1957年1月至1959年12月，任南市区副区长，兼商业会计学校校长。1959年12月起，任南市区副区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听党的话，事事做到带头，工作兢兢业业，患有高血压，还是经常与环卫工人一道参加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文麟遭到不公正待遇，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

陈文麟是位践行知行合一的会计学家，学术研究与教学始终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解决企业会计实务方面的难题。他发表《论钱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篇论文，会计学译著主要有：《会计学原理及实务》（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Roy B.Kester著，陈文麟、金瑞麒、薛迪符翻译，世界书局，1935），编著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陈文麟、施仁夫编，商务印书馆，1935）《成本会计》（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1）《棉纺织厂成本会计》（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2）等。陈文麟是极力推行成本会计的立信学人之一，为中国企业加强管理及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指导。

1975年8月10日，陈文麟在上海病逝。他病重住院期间，许多当年学生、立信同人闻讯纷纷前去医院探望。陈文麟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纪念灵堂。

王云五

王云五（1888.7.9.-1979.8.14.)，字岫庐，广东中山人，中国现代著名出版家、社会活动家，1937-1949年先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副董事长。

王云五17岁起担任教师，辛亥革命后，曾任临时大总统秘书。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王云五转任教育部主任秘书兼国民大学教授等职。1913年，他任北京中国大学教授及《民主报》记者，1916年，任督办全国油矿事宜公署编译处长。1919年，王云五在上海开办公民书局。1921年，他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并着手改组和扩充该馆机构。他先后主持整理出版《四部丛书》《四库珍本》《万有文库》《百科全书》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并发明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1927年，王云五辞去编译所职务，应聘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制组主任兼研究员，仍兼“商务”之“万有文库”总编辑和东方图书馆馆长。1930年，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曾赴日、美、英等九国考察。他对“大学丛书”“立信会计丛书”多有照拂，潘序伦的代表作《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此书先是列入“大学丛书”，后与其他会计簿记类著作一起并入“立信会计丛书”继续出版。

1937年，王云五应潘序伦之邀，参加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参与学校筹建工作。在4月15日的首次校董事会上，他被推举为学校董事。“八·一三”事件后，他离沪去香港，商务总管理处后亦迁至香港。1940年秋，潘序伦去重庆途经香港时，会见王云五。在交谈时，潘序伦力劝他将该馆总管理处迁往重庆，负责供应教科用书。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香港，该馆蒙受损失惨重。潘序伦到重庆办校后，原由商务出版的会计教材无法解决，因而商之于王云五，请他将该馆的“立信会计丛书”版权和纸型，转交给立信自办印行。王云五慨然允诺，将商务所存“立信会计丛书”纸型，全部交由立信。潘序伦与生活书店合资经营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立信会计丛书”等，既解决办学教材的后顾之忧，又安置不少生活书店的进步员工。在川办学期间，王云五任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这以后，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一起内迁到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从事政务活动的同时，他仍热心教育事业，对立信的办学很关注，多次出席校董事会，及时解决办学中的问题。1945年，学校重庆市区班首届学生毕业，他题词勉励：“毕业只是学业的开始，不是学业的终止。”

1946年5月，王云五以无党派的身份被特任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推荐潘序伦担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4月，王云五改任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荐王云五兼任“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又推荐潘序伦为该会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1948年3月，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部长。1948年1月，他与陈其采董事长联名发电给教育部，对改学校为商学院或会计学院“务请特予核准”。电文详陈立信从事会计学术的经过，并从会计学术和学校设备及经费两个方面说明改办商学院的理由。

1949年初，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部长。1949年4月8日，学校以陈其采、王云五联名签署文件，就改办学院之事致电教育部“鉴核赐准”。

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曾想编纂《中华百科全书》。学校柿子湾校区建成后，他将多年收集的数十万张词汇卡片，交给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保存。离沪前夕，王云五一次性向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捐赠图书2万多册。

1979年8月，潘序伦撰写《书寿王云五》的公开信，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向老友祝贺90寿辰。8月14日，王云五在台北逝世。

马寅初

马寅初（1882.6.24.-1982.5.10.），浙江嵊州浦口镇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1943-1945年初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

马寅初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16年，马寅初自美返国。同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1919年被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为学术上的深入研讨和促进国家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改进，马寅初在1928年创立中国经济学社。这一团体汇集全国财经学者和从事国家财经工作的人士，公推马寅初为社长，潘序伦等任常务理事。学社的会议多次假座潘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开，马寅初和潘序伦两人过从甚密。

抗战初期，马寅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为办好商学院，时常邀请著名学者来院讲学，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他聘请潘序伦为该校的兼任教授，开设《会计问题》的讲座，每周一次，讲授决算表、盈余分配等内容。有时候潘序伦课后来不及回城，马寅初就招待他住教员宿舍，亲自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备极周到。

马寅初当时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抗战经费的办法。他发现孔祥熙、宋子文等四大家庭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便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当局的战时经济政策。马寅初因此受到迫害，于1940年12月离开重庆大学，先是被囚禁在贵州息烽，后又移羁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当局还命令重庆大学不得聘他，其他大学也不准聘他任教。1943年，潘序伦置禁令于不顾，毅然邀请马寅初到立信会计专科学上课，并让他带儿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园内。他每次上课时，学校总要把大门关起来，否则，听课的人会像潮水涌来，无法维持秩序。国民政府教育部得知后，陈立夫部长在青木关召见潘序伦，警告潘校长，要他立即解聘马寅初。潘序伦据理力争，顶住了压力。

马寅初在立信还讲授《经济与哲学》一课。他讲课不用教本，只手持教学大纲，全凭口讲板书。他理论联系实际，临时发挥很灵活。马寅初的讲稿，后来被整理成经济学单行本，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发行。建国初期，马寅初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浙江大学校长。在沪期间，他与潘序伦过往仍密，照应不断。1951年，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1957年春天，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后来他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展开“反右派”斗争。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陈伯达在讲演时突然说：马寅初要为他的“新人口论”做检讨。从此，风云突变，北大对马寅初展开点名批判，很快就形成全国性批判的声势。1958年，“反右派”结束，而批判马寅初却反而升级，一直延续到1960年。这时的马寅初已年近八旬，但他面对这场暴风雨，却毫不低头，他不顾自己的政治地位、个人荣誉和身家性命，坚持为真理和国家利益抗争到底，不愧为铁骨铮铮的一代学人。

1960年1月，他向教育部提出辞职，随后，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离职家居后，他仍然继续从事资料整理和写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

1979年，北京大学作出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9月14日召开平反大会。马寅初任北大名誉校长，1980年浙江省选区补选他为人大代表。同年9月，他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1980年2月，他被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这期间，马寅初与他的老朋友潘序伦又互通鱼雁，经常联系，还互赠近影留念。两位老人庆幸新时期的到来。

1982年3月30日，马寅初突患严重肺炎，5月10日下午5时病逝。马寅初作古后，潘序伦不顾年迈体衰，多次呼吁拍摄马寅初的传记影片，他的这一倡议得到各界响应。

张蕙生

张蕙生（1899.4.6.-1982.12.15.），女，浙江省平湖人，中国第一位女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会计学教授。1980年复校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

张蕙生就读于上海爱国女中，与钱素君同学，1917年中学毕业，两人一道在寰球中国学生会(the World Christian Students’ Federation)工作。该会办理日校、夜校、义务学校，邀请名流讲演，接洽留学生出国等，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留学教育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张蕙生、钱素君是该会附属学校的教师，还承担会务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寰球中国学生会附属学校教师的张蕙生带领学生们走上街头，到江湾、浦东等地向群众演讲时局形势，揭露清朝政府的卖国行为，呼应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

1920年，张蕙生、钱素君一道赴美留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银行系读书，通过半工半读，1927年取得B.S商学士（理学商学士）学位，两人一道回到上海。她们赴美留学前及学成归国时，寰球中国学生会主办《寰球》季刊先后刊发她们的各自照片、合影及信息。

归国后，张蕙生在上海的卫生署“全国海港检疫处”任会计主任，1930年取得中国会计师资格，7月加入上海市会计师公会，成为我国第一位女会计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攻陷我沿海各省，检疫处因不能执行职务而撤销。上海沦为孤岛后，国立暨南大学由真如迁入租界继续上课。经暨南大学会计系主任钱素君介绍，张蕙生到暨南大学任教，从兼任教授到专任教授。潘序伦于1937年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张蕙生兼任该校教授，还是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等校的兼任教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暨南大学迁往福建建阳。1942年，经教育部批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迁川开办。留沪的钱素君、张蕙生与潘兆申、宋启文及其夫人一行5人，于1942年8月15日自上海逃出，乘车投奔重庆，欲与潘序伦等立信同仁汇合。车到达安徽宿县时，他们被敌军搜查，以疑似“重庆份子”拘押，在日军司令部遭到审讯。日军严刑拷问潘兆申、宋启文，用烧红的铁烙脸，放军犬咬喉咙，宋启文面孔被烙铁烧得血迹斑斑，潘兆申的喉咙被军犬咬破，几乎毙命。在日军恣意凌辱、刑讯逼供面前，他们坚强不屈。日军毫无收获，便于第二天将他们释放。他们不得已返回到上海，于9月20日再次启程自沪赴渝，经南京转合肥、六安，北上界首、许昌，又经洛阳、西安，然后抵达重庆，历时3个多月，行李衣物等损失殆尽，“跋涉万里，历经艰苦万难”，终于在元旦时抵达重庆。1943年3月23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出指令：钱素君、张蕙生教授等“经历险阻间关来归，殊堪嘉尚”。

张蕙生来到北碚，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总务主任、教授，协助潘序伦校长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性工作，维护战时学校正常的教学与师生基本生活。1943年8月16日，经教育部核定，张蕙生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总务主任；1944年3月3日，经教育部的教员资格审查合格，定为教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确立“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随着战争的持续，物价飞涨，迁徙大后方的高校教师生活陷入窘境，有的甚至危及生存，教学研究无法保障，对当时教育产生严重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后，接着对大学任教10年以上教授，实施“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制度，推行“久任教员奖金”、“特别补助费”等。1945年2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向潘序伦、张蕙生、钱素君颁发“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每人奖金各1500元。

自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北碚也不能幸免遭难。北碚是傍嘉陵江一条狭长的山谷地带，有山脉为天然保护屏障。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等8所高校迁徙北碚办学。1940年5月27日，日军27架飞机突袭北碚，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37岁）和6名师生在轰炸中罹难身亡。这次轰炸，造成北碚我和平居民死伤200余人。为师生安全，还有不少学生来自战区，靠战时贷学金生活，面临物价飞涨，不少学生生活极度困难，总务主任张蕙生肩上的担子很重。学校自建防空洞，校门与防空洞口甚近。全体师生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终于迎来抗战胜利。在重庆期间，张蕙生与潘序伦走到一起，结为生活伴侣。

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向立信教职员配发美国援助的面粉、奶粉，配额，执行的是学校1945年度第二学期教职员表。1946年6月，学校收到配发的面粉、奶粉时，教师章乃器、王冠青由陪都来沪，不在救济总署的配额表之列。张蕙生主动放弃，将配额匀出配发给他们。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柿子湾新校区建设，总务主任张蕙生为筹划学校四周环境布置，该如何美化、以及配置卫生设备等，花费大量精力。潘序伦开拓立信在南京的业务，1946-1949年张蕙生还主持南京立信会计事务所分所。

潘序伦、张蕙生、陈文麟等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师，多次参加徐永祚先生在上海以组织“聚餐会”形式组织的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1948年12月，张蕙生辞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总务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兼职教授。

张蕙生长期从事会计学、审计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论（译）著有：《审计学原理》（生活书店，1934）（美国孟史两氏原著，张蕙生、钱素君编译，马寅初作序），《政府会计》（张蕙生、王成杰编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1）。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实行“中央总会计制度”，内容包括簿记报告的种类与格式、会计科目的分类、会计凭证的种类与格式等。政府作为债券市场监管主体，建立一种信用评价和信用管护机制，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及组织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规范和完善会计制度完善是提高公债发行与管理效率、维护公债信誉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张蕙生在“我国政府会计中之内部牵制制度”（《立信会计季刊》第13期，1941年6月）一文中认为，民国时期财政制度是一个相互牵制的联立系统，即所谓“联综组织”：统一收入命令系统，统一支出命令系统，积极的计政监督系统，消极的计政监督系统，独立的代理公库银行系统。张蕙生撰《成本会计制度》一书，阐明成本会计制度之原则及设置之程序。1947年4月，潘序伦为该书作序推介：“设计会计制度，实为会计上之艰巨工作，而成本会计制度设计方法，尤感觉其工作之艰困；盖系于工厂管理之方式，技术之程度综绪万端，尤须因地制宜”。张蕙生著译还有：《决算表之编制》（美国W．A．Paton著，潘序伦、张蕙生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9）《基本会计学习题》（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0）《简易商业簿记教程》（潘序伦、张蕙生编，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1）《通用簿记教程》（上下册，潘序伦、张蕙生、顾询编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1）等。

1970年代，张蕙生、潘序伦与钱素君都住在上海建国西路，两家相距不远。改革开放后，应暨南大学邀请，生病卧床的张蕙生口述，潘序伦笔录，撰写“记钱素君女士”。

1982年12月15日，张蕙生在上海逝世。

钱迺澂

钱迺澂（1899.10.-1987.9.7.），江苏宜兴人，1926年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1930年4月加入上海会计师公会。长期在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从事会计师实务与会计教学工作，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计核主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1937-1952年），1937年7月-1942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46年立信高级会计补习学校董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董事。

常州中学毕业后为筹措上大学的费用远赴东北的安东任教。历任中美图书公司出纳主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会计主任，恒利银行常务董事，国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上海铅笔厂常务董事。

钱迺澂是潘序伦的连襟，又是支持并践行潘序伦主张的全面引进西方各国通行西式簿记的中坚，致力于现代会计的传播，是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创建人之一，执业会计师实务方面的实干家，投身于有益民族工商业建立现代会计制度的事业。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持计核工作期间，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中国邮政储金汇总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财政部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机构执行会计师业务，无论是对内资企业、政府机关，还是与西方会计师一道对外资管理机构查账、稽核，坚持待人处事不卑不亢，不徇情、不谋私，诚实守信，保证查核发布信息的客观性公正性，赢得中外、朝野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信任。

1934年前后，潘序伦的改革派与改良中式簿记的代表人物徐永祚的“改良派”发生一场“群体性”学术论争，钱迺澂发表“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立信会计季刊第4期，1934年4月），对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所主张的收付簿记法、帐簿分割法、统辖记帐法、四柱结算法的四大会计法则，给予逐条批评，认为其不是改良中式簿记，实为“改良西式”而已。这次学术论争，推进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改革派、改良派也结下友谊。1934年11月，立信学人潘序伦、顾询、钱迺澂、李鸿寿等与徐永祚、安绍芸等51人发起成立中国会计学社。

抗战胜利后，退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自办“国信会计师事务所”，但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兼任教授，与潘序伦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保持密切关系。钱迺澂是民国末期会计界“立信系”的重要成员之一。1946年6月15日，潘序伦启用“立信高级会计职业补习学校”的新校名，该校董事会由潘序伦、顾询、钱迺澂、李鸿寿、韩曼涛5人组成。

1947年，应上海铅笔厂主持人章伟士之邀，任该厂总稽核。上海铅笔厂当年堪称国内设备最完善的铅笔制造企业，设立台湾分厂，新中国建立后又在北京建立分厂。他在铅笔行业推行现代会计制度，还先后为该两个分厂建立一套完善的会计制度。1954年10月，上海铅笔厂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二厂，钱迺澂被任命为副厂长，1962年退休。晚年，患帕金森症和骨折卧床6年。

其主要论文还有，橡胶厂成本会计概要（立信会计季刊第3期，1934年1月），本所查账证明书举例（立信会计季刊第6期，1934年10月），营业预算（立信会计季刊第9期，1940年6月）等；主要著述有，《查帐报告书及工作底稿》（与顾询合著，商务印书馆，1936）《审计问题解答》（立信书局，1936）《审计问题》（商务印书馆，1940）等。

黄逸峰

黄逸峰（1906.7.22.-1988.11.27.），原名黄澄镜，江苏东台人。1937年7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副主任，1980年10月-1986年7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1951年8月兼任上海航务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以及上海市政协常委等职。1988年11月27日逝世于上海。

1924年，黄逸峰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后转入复旦大学商学院。上海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黄逸峰在这里参加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复旦大学团支部书记。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担任闸北区区委委员，并在第三次起义中，掩护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脱险。

大革命以后，黄逸峰受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的委派，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和南通特委书记，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和农民暴动。后来，他被割断组织关系。1930年底，他被迫流亡暹罗（今泰国）。应那里的中华总商会的聘请，在曼谷担任华侨新民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曾到新加坡华侨学校担任教师。1934年，回到上海，四处寻找党的关系都未如愿，只得在铁路局做行车司事。1935年夏天，他组织“铁路青年社”，社员多达400多人，都是京沪杭甬铁路中的青年骨干，他被推举为负责人。这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他领导“铁路青年社”成立读书会，组织歌咏队，同时出版《铁路青年》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这些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6年秋天，黄逸峰被捕入狱，经营救，他被释放。连同这次被捕，黄逸峰6次入狱，可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出狱以后，由朋友介绍，黄逸峰到沪江大学担任会计学教授。1937年春天，潘序伦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聘黄逸峰为教授兼教务副主任，担任教学组织工作，并讲授会计、簿记等课程。这时，他还在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中担任组织部长。1938年夏，他利用暑假机会，赴武汉寻找党组织，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接上党组织关系，指示他与广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回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授。他设计一个去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计划，得到进步民主人士梅龚彬的支持，并将其引见时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李颇为欣赏黄逸峰的计划，委黄逸峰以少将设计委员，待机派往敌后。

1939年夏，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各地分会，李济深以蒋介石名义晋升黄逸峰为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令其回苏北组建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当时的苏北，军事形势错综复杂。日伪占据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咄咄逼人；国民党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统兵3万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江苏税警总团陈泰运拥兵自重；陈毅指挥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刚刚到达，尚立足未稳。黄逸峰凭借自己在苏北地区的威望，利用蒋介石的委任状，活动于韩、李、陈之间，很快打开局面。在陈毅的指挥下，他劝说李、陈二部与共产党合作，实现了统一战线，取得黄桥决战的伟大胜利，确立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黄桥大捷后第4天（1940年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宣告成立，黄逸峰出任司令员。这支部队以新四军和李、陈二部各一个连队为基础，召募苏中各地爱国青年踊跃参军，不到一月，官兵已过千人。同年11月，黄逸峰被选为苏北参政会议长。

1946年初，黄逸峰受命任国共和谈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历任东北铁路局副局长、东北铁路学院院长、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等。

上海解放后，黄逸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他一到上海，日以继夜地投入繁忙的工作中，上海急需的“二白一黑”（白米、棉花、煤炭）源源不断地从解放区运到上海，稳定上海市场。他还是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兼校长，因“压制批评”，1952年末受到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行政职务的处分。他在上海经济研究所潜心学问，“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黄逸峰恢复名誉，1978年肩负起恢复重建上海社科院的繁重任务。他与潘序伦又有了联系，两人以古稀之年携手发起并筹备上海市会计学会、恢复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79年1月成立全国第一家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黄逸峰、潘序伦分别任会长与顾问。1980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校，黄逸峰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潘序伦得知黄逸峰身有不适，十分关心，屡次提出要亲自探视。1982年8月15日，他冒着酷暑，由学生丁苏民陪同前往看望。两位老人相见，十分高兴，并合影留念。事后，潘序伦在照像背面题一段话，把这张照片送给黄逸峰：

1982年8月15日，我由丁苏民学弟伴同，到黄逸峰院长府上，拜访了他。看到他精神很好，我真是万分高兴，祝他早日完全恢复健康！这张照片是苏民拍摄的，我和黄院长紧紧握手，标志着我们两人还有雄心，为国为民，作出贡献。

黄逸峰发表论文主要有：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问题（合撰，《理论战线》，1959年第6期），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清政府所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论会计学的发展及其科学性（《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试论我国社会劳动组织（合撰，《学术月刊》，1980年第2期），对上海长远规划指导方针的一些看法（《社会科学》，1980第4期），会计工作者要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财务与会计》，1980年第4期），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合撰，《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等；主要著作有：《铁路职业指导》（商务印书馆，1936）《簿记学》（合著，东北书店，1948），《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等。

王澹如

王澹如（1904.2.-1990.1.3.），江苏东台人，会计学教授。1929年，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毕业，加盟立信会计学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教师、会计师。1934年离开立信后又再于1946年返回，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会计教研组主任，直至1952年1月。1980年10月、1986年11月，先后两次担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潘序伦恢复设置立信会计编译所，王澹如、管锦康任副主任。曾任广西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上海的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兼职教授，1962-1986年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上海是商科教育和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重镇，也是王澹如施展才学的主要平台。王澹如在会计学、经济学的著述、译著较多，颇具影响。1928年起，世界书局推出“ABC丛书”，普及包括经济学、商学在内的24个门类的学科。王澹如是我国率先探究国际贸易涉及国际汇兑等国际金融实务和理论的学者，著述的《国际贸易ABC》由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该书专门设立一章阐述国际贸易与银行的关系。接着，世界书局出版了王澹如的《汇兑学ABC》（1930年）《商业经营ABC》（1931年）。

潘序伦、王澹如合著长达半个世纪，两人署名的会计学著作5本，合作方式大致有四：其一，潘序伦收集资料，定好框架并写好初稿，如《公司会计》得力于王澹如的助力才告成，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二，潘序伦出题，如《政府会计》（上下册），王澹如搜集资料拟初稿，两人再一起探讨，由潘序伦修正定夺，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三，潘序伦编著《会计学》（商务印书馆，1934）一书90余万言，内容丰富，面向高等学校的学生。为适应初级会计从业人员和商科高中学生，潘序伦请王澹如将《会计学》一书删节过半，潘序伦重加编次，定名《高级会计学》和《会计学教科书》，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四，王澹如以潘序伦的《基本会计学》（1950年版）原著为基础，参考美国会计学家约翰逊（G.L.Johnson）、根特里（J.A.Gentry）合著的《芬尼与米勒氏会计原理》（初级本）的最新修订版，增添新的内容，编著《基本会计学——西方会计学》，1983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1934-1945年，王澹如服务于银行业，先后任交通银行广州、香港、重庆分行的会计主任、襄理，还是云南矿业银行业务顾问。金融学方面主要著述有：《银行实务》（商务印书馆，1939）《银行实务概要》（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3）

1950年代，王澹如著述有，《会计核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3）《工业簿记》（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4）；与张佩贻合著的有，《大众会计》（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工业企业产品成本计算》（财政出版社，1957）。其弟王卓如1950年大同大学毕业，兄弟携手合著的有，《银行会计基本教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1）《银行商业信用证之理论与实务》（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1）；

立信于1980年10月复办，王澹如第三次加盟立信，年愈古稀却不用扬鞭自奋蹄，笔耕不辍，主要著述还有：《会计学教材》（知识出版社，1983）《资本主义企业财务会计》（与娄尔行等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资本主义银行业务与经营》（与沈泽群合著，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译著主要有，《成本-数量-利润分析》（湖北省会计学会，1981）《会计理论》（美·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Eldon S.Hendriksen著．与陈今池合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现代管理会计》（美·罗纳德.J.撒克（Ronald J.Thacker），理查德.L.史密斯（Richard L.Smith）著；与唐文瑞等合译）《蒙氏审计学——会计循环和审计实务》（美·菲利普.L.迪弗利斯等著,与姚焕廷等合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8）等。

祝百英

祝百英（1902-1990），原名竺延璋，浙江宁波人，中共早期党员，经济学家，教授。祝百英介绍陆定一加入青年团；1925年，积极投身五卅运动后，他和陆定一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1930年回国。1946-1952年间，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讲授货币银行、经济核算制等课程；1949年12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务委员会委员。

历任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教授，上海《工矿建设》月刊主编，香港《星岛日报》社总编辑。1936年4月4日至6日，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哲学会，选举15人组成理事会，其中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祝百英、宗白华5人为常务理事。

著有《社会科学讲话》（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1933）《世界法西斯运动》（中华书局，1934）《哲学与社会科学》《伦敦会议的悲剧》《论新爱国主义》（合译，作家书屋，1951）《辩证唯物论诸问题》（合译，作家书屋，1954）《经济核算制纲要》（中国工业月刊社，1952）等。祝百英是多种丛书的译者。上海的作家书屋1951年出版“反美时事学习译丛”，有祝百英翻译的《美帝武装德日》《美国是寄生的腐烂的资本主义国家》等。作家书屋1951-1953年出版 “苏联经济建设丛书”，祝百英翻译的有：《如何组织生产会议》《如何制订工资与保护劳动》《如何建立工厂会计统计与业务分析》《如何组织工厂生产》等。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0-1952年推出“苏联经济专题丛书”，祝百英为该丛书的主要译者，出版的有：《厂内经济核算》（1950）《工业生产财务计划》《苏联银行业务》《苏联工业会计教程》（上下册，与立信教师孙庆元、纪洪天合译）等。

新中国建立后，在会计学领域开展一场如何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的理论争论，争论焦点是社会主义会计（原苏联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英美会计和民国时期的会计模式）是否有根本区别？这个焦点的关键又在于：会计核算是否有阶级性？争论结果是一边倒，肯定会计及会计核算的阶级性。反右斗争中，祝百英发表批判文章，斥责资产阶级学者“打着‘会计是纯学术’的幌子，否定会计核算的阶级性”。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裁并后，祝百英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编审等，曾参加《辞海》未定稿编辑、修订工作。1980年1月，上海市出版局党委邀请老编辑赵家璧、徐铸成、祝百英、陈伯吹、贺友直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征询对出书工作意见。祝百英参加过多部丛书的著述、编译，他和与会的老编辑认为，零零碎碎地出书,不如配套的丛书影响大；出书要有雄心壮志，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日本岩波书店的《岩波文库》,社会上有影响；一致建议上海出版局也应该编辑出版《文库》。

钱素君

钱素君（1897.4.19.-1991.1.20.），女，上海人，无党派人士，会计师，1927年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回国，1937年晋升为教授，是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教授。

钱素君与张蕙生是上海爱国女中的同学，两位共同的人生追求和会计职业生涯，结下胜似姐妹的“闺蜜”终生友情。中学毕业后两人一道在寰球中国学生会(the World Christian Students’ Federation)工作。该会办理日校、夜校、义务学校，邀请名流讲演，接洽留学生出国等，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留学教育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钱素君和张蕙生是该会附属学校的教师，还承担会务工作。

大批有志青年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求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感染了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工作的钱素君、张蕙生。1920年，她们依靠自己的积攒，两人同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半工半读。她们住在一起，钱素君学做饭，张蕙生学做衣，过着简朴的生活。1927年，两人取得B.S.商学士学位，一道回到上海。她们赴美留学前及学成归国时，寰球中国学生会主办《寰球》季刊先后刊发她们的各自照片、合影及信息。

钱素君归国后，历任上海特别市政府土地局会计主任，美商北极洲电冰箱公司会计科长，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运储组稽核（1931），国民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稽核委员会稽核（193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会计主任、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会计专任等职。1931年10月，钱素君加入上海市会计师公会，1936年加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经董修甲介绍，1934年钱素君到暨南大学任商学院任教，1937年晋升教授兼会计系主任，曾代理商学院院长（1939-1941.12）。她先后在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东吴、光华、大夏大学担任兼任教授。1939年9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租界“孤岛”招收第一届学生，钱素君教授会计学、审计学等课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1942年7月15日，教育部批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四川北碚继续开办。留沪的钱素君、张蕙生得知后，不甘在日军铁蹄下遭罪，立即联络潘兆申、宋启文及夫人，于1942年8月15日自上海逃出，乘车往西投奔重庆。车到达安徽宿县，遭到敌军搜查，以他们疑似“重庆份子”为由，抓押到日军司令部审讯。日军严刑拷问潘兆申、宋启文，用烧红的铁烙脸，放军犬咬喉咙，宋启文面孔被烙铁烧得血迹斑斑，潘兆甲的喉咙被军犬咬破，几乎毙命。在日军恣意凌辱面前，他们决不把此行的目的地说出来，刑讯逼供下誓死不屈。日军没有得到所谓“重庆份子”的一点把柄，一无所获，第二天将他们释放。五人身心疲惫，不得已只有返回到上海。他们一行五人于9月20日再次启程自沪赴渝，经南京转合肥、六安，北上界首、许昌，又经洛阳、西安，行李衣物等损失殆尽，“跋涉万里，历经艰苦万难”，终于在元旦时抵达重庆，历时100天。教育部知悉后，部长陈立夫于1943年3月23日发出指令：钱素君、张蕙生教授等“经历险阻间关来归，殊堪嘉尚”。

钱素君来到北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会计学教授。1943年8月16日，经教育部核定，钱素君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主持学校教学工作；在潘序伦因公外出时，主持处理学校日常事务，维护战时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自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距重庆市区50公里的北碚也不能幸免遭难。北碚是傍嘉陵江一条狭长的山谷地带，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等8所高校迁徙北碚办学。1940年5月27日，日军27架飞机突袭北碚，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教授等6名师生在轰炸中罹难身亡，北碚居民死伤200余人。这给各高校以深刻的教训。钱素君主持学校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决定预行警报、警报、紧急警报后的应对举措，做到既尽力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又全力维持学校教学得以有序进行。学校拥有自建的防空洞，钱素君代表学校规定，警报声响起后，学校厨房应立即熄火，男女生由教职员率领至防空洞口守候，而女生为最靠近防空洞口的位置；警报解除后一小时即须上课，否则以缺课论处。由于学校处置得法，防备措施得力，没有发生师生在空袭中的伤亡事件。

1940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全国各专科以上大学各级教员均需报教育部进行教员资格审查，教员职称最终评审的资格完全收归教育部，对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资格由教育部的学术委员会审核。1944年3月，学校的张蕙生、钱素君、潘序伦，经教育部审查合格定为教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确立“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随着战争的持续，西南大后方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迁徙大后方的高校教师生活陷入窘境，有的甚至危及生存，教学研究无法保障，对当时教育产生严重影响。教育部为此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后，接着对大学任教10年以上教授，实施“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制度，推行“久任教员奖金”、“特别补助费”等。1944年2月，教育部向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潘序伦、钱素君、张蕙生3教授颁发“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分别发给奖金1500元。

在暨南大学时，钱素君与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周谷城教授结识，从此交往不断，深受周谷城追求民主进步的思想影响。为民族复兴培养财经人才，钱素君延聘知名学者来立信任教，陈顾远是其中之一。陈顾远是立法院立法委员，家居北碚天生桥，曾起草当年的《商法》。一天，钱素君携学生向江南等登门拜访陈顾远，听他讲故事，言及国民党在浮图关设中央训练团集训官员，将关名改为“复兴关”。监察院长于右任寓居重庆上清寺，陈顾远觉得于右任觉得无事可做，乃作对上联曰：“上清寺养尚清老”，他当即问钱素君等，下联“浮图关训糊涂官”如何？大家笑了起来，钱素君首先答道：“形容得惟妙惟肖，对得交关好！”。

当年立信师生近千人，潘序伦、钱素君等绝大多数立信学人无党无派。教师中只有许復（副校长兼训导主任）、吴崇毅（经济学教授，法国格勒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等数人是国民党党员，可学校既没有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也无三青团的基层组织。教育部、重庆市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多次发文，催促立信建立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发展党团员。潘序伦设法与其周旋拖延，到1944年4月只有请许復出面交差，向教育部呈立信教职员党籍（7人）、团籍调查表。团籍调查表载明8人中，有的是“团证未发”，有的是“团证未领”，还是入团一个月；47岁的钱素君也添列其中壮“声势”，只是在“备注”栏写上：“尚未入团，拟请吴崇毅介绍”。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参加徐永祚先生在上海以组织“聚餐会”形式组织的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进步活动。

1948学年度，钱素君分别两次为毕业生纪念册题词或留言，题词是：“已立立人，己达达人”即自己成功，欲促成并期望同学成功；她在“留言”中写道：“回溯近二十年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以序伦校长苦心筹划，今始略具规模，而余长教务亦不敢掸其劳，教之以严，训之以勤，惟期诸生学有所成，为国家社会用也。幸诸生明其意，勤于学，且相处尤善睦，于余心实通矣。……今将毕业去矣，余冀其所学而致用，以诚笃为国家社会服务，则庶几使会计学术彰大于世矣。”1949年8月10日，她辞去学校教务主任，仅讲授“会计制度”课程。1951年春开学后，钱素君不再到校上课。

她一生未婚，把自己最好岁月和才华献给中国现代会计教育事业。钱素君更深刻体会职场上女性求职、打拼的艰辛。她严格要求学生，关心爱护女生，甚至在遭到磨难中仍关爱自己曾经的学生。钱素君寓居沪上，学习俄语，翻译季·安·比留科夫的哲学心理著作《灵魂存在吗？》，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返回上海后，为避免钱素君孤独寂寞，陈文麟教授将自己7岁的三女过继给她，改姓钱。从此，母女两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钱素君受到冲击，一家三代被迫居住在一间房里。

改革开放后，钱素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复校后1980年10月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86年4月，在她90大寿来临之际，立信同仁、在沪部分会计界同仁、她的学生等为钱素君设宴祝寿。他们以寿诞志庆签名、赠画等形式，向中国第一位会计学女教授钱素君致敬。

钱素君在会计的翻译及著作主要有：《审计学原理》（生活书店，1934）（美国孟史两氏原著，张蕙生、钱素君编译，马寅初作序）《查帐法》（商务印书馆，1935）《会计学》（钱素君、夏治濬编，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1）《会计学教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1）《营业预算》（立信会计译丛，J.R.Bartizal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9）《会计制度设计及设置》（《Accounting Systems.Design& Installation》，Josiah Brooks Heckert著，钱素君、孙庆元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0）。

潘兆申

潘兆申（1920.-1992.4.11.），江苏宜兴蜀山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会计系，获法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讲师，台湾糖业公司会计科长等职。1947年初，由潘序伦先生资助，潘兆申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院研究院留学，1948年获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到祖国。历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立信会计丛书编译科副主任等。

潘兆申是潘序伦大哥潘伯彦之子。潘伯彦是立信校歌的词作者，圣约翰大学“中国法”教师，抗战期间在沪病逝。潘兆申两兄弟遵照父亲遗嘱，1946年将父亲生前藏书42箱6571册捐给立信。1952年9月25日，其按照要求请母亲潘杨氏签字出具捐赠书面字据，明确把潘伯彦的图书全部捐给国家。

1952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被裁并，随之调入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任教授兼经济活动教研室主任。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58-1959年间，顾准数次来上海调研会计问题，多次与潘兆申、娄尔行进行3人间的讨论。他们讨论事前不定主题，自由展开，没有顾虑，既有争论，又有相互补充。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回到该院会计统计系。1972年，转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1978年10月，上海财经学院恢复，潘兆申回到该校会计系工作，直到退休。兼任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财经学科组成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潘兆申主要论文有：折旧与运用资本（《立信会计季刊》，1949年第16期），商店之分部会计（《立信会计季刊》，1949年第16期），分步成本会计（《立信会计季刊》，1949年第17期）；译文有：成本效益分析（《外国经济参考资料》，1982年Z1期）等。美国鲁思·阿什利所著《电子计算机领域的背景数学》(Background math of a Computer World)一书,该书共分十二讲，潘兆申将其翻译名为“电子计算机领域的数学基础知识”，《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从1979年第5期至1980年第5期连续刊载。译著主要有，《会计原则述要》(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9)《许氏成本会计》（Charles F.schlatter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0）《成本会计学——原理及应用》(美·布罗克等著，与袁际唐等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英汉会计常用词汇》，审校有斐尼－米勒的《会计学原理》（约翰逊 金屈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主编《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合编《世界银行项目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顾福佑

顾福佑（1917.-1993.3.15.），又名顾翼，上海嘉定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41届毕业生，历任上海《新闻日报》馆会计主任，苏民职业学校商科主任，并在大夏大学、上海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创办同信会计师事务所、建信会计师事务所。改革开放后，在上海市财政局任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1980年，上海市财政局领导积极支持立信复校，顾福佑为6人组成学校筹备小组成员。8月25日，潘序伦等发出《关于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倡议书》，顾福佑是倡议人之一。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成立校务委员会，顾福佑被推选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校长（1980.10.-1983.6.）；1986年11月，聘为第二届校务委员会委员。

1981年1月1日，上海公正会计师事务所成立，顾福佑任主任会计师；后任该所（易名为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长。历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一、第二届顾问，上海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审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财政部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上海大风堂书画研究会首任会长等。1983年3月,由杨纪碗、顾树祯、顾福佑、顾濂溪4人组成的中国会计学会赴香港讲学访问。1986年，上海第一批授予高级会计专业职称，顾福佑等19人为高级会计师。

顾福佑还是一位书画家，是张大千的门生，擅画山水、花鸟、人物诸画种，亦擅长书法，系“大风堂”第二代传人。张大千的一幅作品道出顾福佑与张大千间的友谊。1945年，张大千来沪，重金购得五代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及唐寅等真迹，大喜之余，忽罹大病，经济窘迫。顾福佑得知后出面相助，赶紧筹几十两黄金解张大千之困。次年，张大千派帐房还款后即去四川，以此探测其是否诚心拜师。顾福佑毫无怨言，终于实现在1947年拜张大千为师。1963年7月，张大千身居海外，梦游祖国河山，作《游山图》（132×68 cm）以寄情，题识有“写寄福佑贤弟，大千居士爰，三巴之摩山园”。鉴藏印“顾翼鉴赏”。顾福佑逝世后，其家乡举办《顾福佑遗作展》，出版有《顾翼画集》。

唐文瑞

唐文瑞（1908.4.28.-1993.12.20.），浙江镇海人，会计学家，教授。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学毕业，商学士。1933-1946年在立信任教，历任编辑科编译员、副主任，图书馆主任，教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稽核科副主任。立信复校后，应潘序伦邀请，担任“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委会成员。1986年，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恢复重建，聘为特约编辑。

他出身贫寒，高小尚未毕业便在父亲的小商店充任“帐房先生”，业余时间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学英语。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上海，就读南洋商科高级中学。他在小店接触到传统的中式簿记，又在中学学习西式会计，对此产生强烈的求知欲，1929年考入上海商学院会计学系读书。他大学期间在《钱业月报》《银行周报》发表文章，在立信兼职撰稿近一年，这既促进学业，又有一定稿酬、报酬舒缓经济上的困难。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业务期间，唐文瑞遇到两件终生难忘的经验教训。一是查核荣丰纱厂某出纳员舞弊案拒贿。一个星期天，唐文瑞在事务所加班，一位查核对象来找他，在会客室见别无他人，她即拿出一包东西悄悄递给唐文瑞。他估计是钞票，问明情况后，当场严正拒绝，该女人只得叹气辞别。他回忆此时道，这对会计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潘序伦一再教导我们，身为会计师，如果受人贿赂，不仅会计师信誉扫地，而且最后必然自取灭亡。唐文瑞回忆的第二件事，是涉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查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请中方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西方的克佐氏会计师担任常年查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其董事会的中方成员大都是科教界的杰出人物，基金会利用稳定的基金来源，投资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潘序伦派唐文瑞担任查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帐目，出现一件失误，即该会某年度资产负债表中本期基金的增减数，与该年损益表上的净损益数不符。按照一般查帐惯例，稽核人员到被查单位，首先就要查阅对方所提供的帐表借贷平不平，包括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本期纯损益是否相符。不料，唐文瑞竟未发现更未纠正，还轻率出具查帐报告书。克佐氏查帐时发现问题，即打电话给潘序伦指出，并提出质问。这件事情，对于立信会计师来说不仅难堪，而且有失中国会计师的信誉。于是，潘序伦主任会计师亲自出马，查帐的最后阶段到现场指导，即查核有价证券投资（洋商股票），做到损益表符合规范要求，挽回立信不良影响。唐文瑞以此为教训，在此后核查工作中再也不敢丝毫马虎，而且勤练基本功。1993年2月，他在自己生命最后的一年撰文回忆立信往事，敢于揭自己的“赖疮疤”，告诫后人千万不可轻率从事，应牢记“信以处事”，“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是训条，又是会计师回望人生的总结。。

唐文瑞主要撰著有，《成本会计习题解》（与施仁夫合作，商务印书馆，1935）《会计问题》（与施仁夫合作，商务印书馆，1936）《审计实习题》（商务印书馆，1939）《审计学》（与顾询合作，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1），译著有《现代管理会计》（美·罗纳德·J·撒克、理查德·L·史密斯 著；王澹如、唐文瑞等合译，知识出版社，1985），《成本会计原理与实务》（美·约翰.J.W.纽纳、爱德华.B.迪肯著；唐文瑞等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8）,《现代成本会计》( [美]E.B.Deakin M.W.Maher著，孙庆元、唐文瑞等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2)；论文主要有：深化改革中财会工作面临的两大基本任务（《会计研究》，1988第8期）等。

余性元

余性元（1912.12.-1994.7.25.），江西南昌人，教授，会计学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毕业，1938年湖南省财政厅派其为驻攸县会计主任。1944年3月，从湖南进入重庆南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读书。在重庆，余性元在立信兼课，并编著两本《中国政府会计制度》。1946年8月，在南京参加考试院举办的高等考试，余性元通过考试，和其他几个及格的人受了几个星期训练后，被考试院按原籍贯分配到江西候缺。他放弃当官机会，1948年12月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担任专职教员。1949年8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总务主任。

1952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裁并，他随之调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8年，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调往吉林，支援新组建的吉林财贸学院（1992年更名长春税务学院，2010改为吉林财经大学），任会计学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

余性元长期从事会计教学与研究，1961年评为长春市劳动模范，曾任商业部组织的高等院校通用教材编写组组长。主要编著有《中国政府会计制度（改订本）》（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8），编译有《政府会计原理（1950年初版本）》（余性元、潘葆墀编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0）；《会计核算原理》《工业会计核算》等著作、教材10多部；论文主要有：谈会计工作的监督作用问题（《财经研究》，1958年第7期），1关于会计核算中复式记帐理论根据的探讨（《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3期），会计原理教材中几种复式记帐法的沟通问题（《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关于增减记帐法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固定资产的核算（作者余性元、朱元午，《财务与会计》，1980年第8、9、10、11期）等。

李文杰

李文杰(1906.-1998.3.2.)，江苏镇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著名律师、会计师，社会活动家。先后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东吴大学法学院，1936年1月加盟立信，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主任律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创办人，教授,1937-1952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1980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校，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立信会计出版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常年法律顾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民建中央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外经贸部特约顾问，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的董事，兼任中华职教社理事，中国法学会、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厦门大学兼职教授等。改革开放后，为我国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作出突出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第1号的获得者。

李文杰读中学的李文杰便跟随父母迁居北京。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毕业，1924年他去哈尔滨工作，后奉调上海，历任上海中法储蓄会会计主任、经理，上海通易信托公司襄理、副经理、总稽核。在上海取得会计师资格，1930年加入上海会计师公会，开始执行会计师业务，设立李文杰会计师事务所，下设文书部、会计部和地产部。工作之余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1935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36年1月，李文杰携其事务所加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李文杰追求进步，积极投身于爱国进步运动。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上海发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案，李文杰闻讯后挺身而出，设法营救，于当天早上8时赶至法院，要求面见被捕的沈钧儒等。为援救和应对检方的指控，一个20多人组成的律师团聚集而成，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文杰担任辩护律师之一，在上海、苏州法院出庭，严正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七君子”爱国活动的诬陷。

1936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开始施行，潘序伦、李文杰等立信学人以此为契机推进企业建立现代会计制度，指导上海、镇江、无锡、嘉兴、常熟等地的商会、同业公会“改良不完备的簿记”。1937年2月，李文杰代表上海律师公会由沪抵达南京，分别向国民政府的立法院、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司法行政部请愿，就征税起点、税率及减税免税之条件等，提出专业建议。1937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董事会备案，李文杰任校董、董事会秘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训导主任。

李文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自觉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任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上海沦陷后，与赵朴初、梅达君等爱国人士一起，在上海从事救济难民、援助新四军的工作。1938年冬，中共江苏省委组织发动上海各界进步民众推行寒衣劝募运动，劝募代金，支援新四军，李文杰受托设计一整套会计程序，与堂弟秘密进行记帐、查帐、证信等工作。1941年不畏日军强权，受鲁迅家属和《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委托，以律师身份出面，登报警告日本出版商不准仿冒版权。

1940年7月，潘序伦离沪赴重庆，委托李文杰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代理主任会计师，与钱迺澂、李鸿寿、叶朝钧等在上海孤岛共同维持立信的学校和事务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上海租界，日伪势力发布规定，开展律师、会计师业务须向汪伪政府注册登记。李文杰等立信同仁拒绝向伪组织登记换照，对外宣称停业。李文杰等商请永安纱厂、永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茂昌冷气公司、金城银行等集资开设立信商行（通达企业公司）、立信书局，李文杰改名李问哲担任总经理，钱迺徵、李鸿寿、叶朝钧分任副总经理，从事商品、证券、房地产买卖，暗中接受爱国的工商企业委托，通过邮递经由重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向国民政府办理公司注册登记。

抗战胜利后，李文杰在上海组建自己的“正信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与立信学人李鸿寿（诚信会计师事务所）、顾福佑（同信会计师事务所）、钱迺澂（国信会计师事务所）等各自独立执行会计师业务，形成民国末期会计界的“立信系”，李文杰是“立信系”的重要成员。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处一座大楼，两者工作上相互支持，正信事务所还接受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委托的查帐业务。

李文杰是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推选的工部局华委，上海市第一届参议员。

宋庆龄组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捐款多来自国外，为取信于人，需有一定威望的会计师出具英文的审计报告。1946年，宋庆龄委托李文杰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会计顾问、义务查帐会计师。李文杰担任此项工作，并指导其秘书廖梦醒记帐等会计工作，他的工作受到宋庆龄的赞许，宋庆龄为此写下英文感谢状。

1950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应黄炎培之邀调民建中央机关工作。他是民建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邓小平请出荣毅仁、经叔平等，于同年10月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扇窗口，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项目。对外开放，直接催生出法律、注册会计师方面的需求。李文杰任该公司董事，为我国恢复与重建注册会计师行业作出突出贡献。他先后主持该公司的会计师顾问处、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成立）的财务会计管理咨询部。李文杰、季树农等老一辈会计学家积极探索，言传身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采用国际上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为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提供财务、会计和管理咨询专业服务，为我国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奠定基础。

1985年10月25日，是潘序伦执行会计师业务60周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会计学会、上海审计学会、立信校友会等团体，在上海举行潘序伦从事会计事业60周年纪念活动，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在会上向潘序伦颁发荣誉证书，李文杰特从北京到上海参加活动。这时，潘序伦已病卧，他抵沪后，即前在医院探望，在榻前谈话甚久。李文杰11月5日返京，潘序伦于11月8日清晨辞世。李文杰回首与潘序伦合作共事半个世纪的友谊，作挽联悼念：“尽瘁六十年，办学、著书、创业，时刻发扬光大，毋忘信义；缔交半世纪，切磋、提携、教导，朝夕观摩仰望，永记铭箴”。他还撰写《潘序伦与立信会计事业》。

李文杰一直关心立信徐汇校区的开工和建设，并为此献计出力。1987年，他参加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徐汇校区的落成典礼。1993年，在纪念潘序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立信建校65周年之际，他专程从京抵沪，参加相关的庆祝活动，出席在立信举行的海峡两岸会计事业、会计教育交流会。李文杰作诗祝贺：

三位一体同步，立信事业兴隆。宗师全心创建，友生协力推崇；著书阐扬财会，育才储备国用。欣逢盛会纪念，高山仰止晋颂！

李文杰是著名的会计学家、法学家、社会活动家，关注民生、民情，热心公益事业与公众事务，在社会活动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推动中国现代会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推进教育事业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他充分运用自己学术专长开展调查研究，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会计工作、发展经济等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李文杰宣传立信办学的历史，扩大立信的社会影响，争取各方的支持，并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求墨宝勉励。李文杰与荣毅仁、孙起孟、胡厥文、经叔平、赵朴初等有深厚的交谊，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与联系广泛的优势，为立信复校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是李岚清、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爱立信的纽带、桥梁。

李文杰有影响的著述有《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与潘序伦合著，商务印书馆，1937）《簿记初阶》（商务印书馆，1937）；论文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上海市商会所得税问题研究会议决案之总检讨（与潘序伦合著，《立信月报》第7期，1937），所得税法施行后的工商界在会计上应加注意的事项（《立信月报》第8期，1937），宋庆龄名誉主席重视会计、审计和捐款征信（《上海会计》，1981年第7期），健全会计立法，建立制度，加强财务、会计、审计工作（《会计研究》，1982年第3期），会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财务与会计》，1983年第3期），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社会活动——1949至1950年日记摘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潘序伦博士创建立信会计事业（《会计研究》，1985年6期）等。

1998年3月2日，李文杰在北京逝世。

李鸿寿

李鸿寿（1909.1.-1998.5.24.），字朋三，江苏扬州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会计学家，教授。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学校部主任（1931），1937-1952年8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董，历任副校长、代校长、校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自办诚信会计师事务所，任主任会计师，主编发行《诚信会计月刊》。兼任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1980年复校，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31年春，李鸿寿毕业于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来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学校工作。早在大学求学期间，李鸿寿与同学张忠亮合作翻译美国的Frank H.streightoff的《会计学原理与实务》，并在潘序伦的支持下，该书由黎明书局1931年5月出版，被当时大专院校选用为会计系科的教材。在立信会计补习夜校任教时，李鸿寿结合会计由中式簿记改变为西式簿记的客观需要，自编《会计学》讲义，1934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成为当时一般会计学校的教材。潘序伦主持“立信会计丛书”编撰工作，李鸿寿积极从事丛书编撰。他编撰图书主要有，《会计学》《会计数学》(合著)《初级会计学》《会计学概要》《初级会计学教程》《会计学数学用表》《现代会计学》《会计学中的数量方法》《审计学》《审计案例》《审计学参考资料》《企业管理中的数量方法》等。他在教学中坚持从严要求，注意精讲多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审计学》时，他带领学生到会计师事务所或工商企业去实习查帐；在教《会计制度设计》时，他又带领学生到各行各业的工商企业参观访问，回校后，学生三五人一组，设计某行业的会计制度，经李鸿寿审阅修改，选出若干篇，编成《各业会计制度》，列入“立信会计丛书”出版。在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时，李鸿寿认为，在教学中一定要从严要求，加强对学生基本理论的探讨与基本功训练，使学生牢固掌握会计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会计本身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尤其是要教育学生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1931-1952的20余年，李鸿寿还先后在立信、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业务，担任上海会计师公会监事，《立信会计季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主办）的编辑员，主编《诚信会计月刊》（诚信会计师事务所主办）。

1949年6月，经董事会推定，李鸿寿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代理校长。1950年7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复同意，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他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自觉投入思想改造运动，争取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1952年初，学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李鸿寿认识到自己开设诚信会计师事务所，为资本家献计献策，属于剥削所得，是可耻的，便决心放弃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退出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李鸿寿的行为受到市委统战部的肯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鸿寿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副院长。自是年8月起，李鸿寿全职投入学校教育工作，从过去支半薪改为全薪，主持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裁并后的移交工作。是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停办，并入组建新的上海财政经济学院。

他拥护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拥有的各种股票全部上交国家，成为完全靠国家薪水生活的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1956年定级为二级教授，1958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1960年调回上海财经学院，1973年调任复旦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李鸿寿遭到不公正待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财经学院于1978年复校，他任副院长兼夜校部主任。他为夺回失去的时间，积极开展会计学术研究。1979年，在《财务与会计》杂志第2期上发表《谈谈增减记帐法和借贷记帐法的优缺点》，为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以扭转过去讲课、写书、记帐都不敢用借贷记帐法的反常现象。他连续编译多篇文章和书籍，介绍国外会计学术进展情况和最新动态。

党的中心工作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财经类人才。李鸿寿在夜大学审计学的教学基础上，与赵友良、陈荣法合编一套审计学教材，包括审计学、案例和参考资料，于1984年起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书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特点和我国宪法精神，阐述如何进行审计监督的理论和实务问题，被评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他应聘在中央电视台讲授审计学。1985年，他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审定经济管理专业的教材5本，约150万字。

李鸿寿历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参议委员等职；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冶金财务会计学会顾问、上海会计学会名誉理事、上海审计学会顾问等。1983年，先后被聘为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高等职工教育学会副理事长。

1983年3月28日，潘序伦、李鸿寿等向上海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递交提案，请求落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原校舍。他还撰写许多回顾立信校史的文章，1987年参加徐汇校区落成典礼，作为立信元老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984年8月，李鸿寿退出上海财经学院的领导岗位，1991年退休。

杨纪琬

杨纪琬（1917.11.10.-1999.2.6.），上海松江人。中国著名会计学家。1980年10月20日，复办后的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杨纪琬被推举为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

1935年，杨纪琬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攻读中英庚款基金会的在职研究生。1942年被提升为教授，年仅26岁。大学毕业直至新中国成立，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曾任东吴、之江、大夏、光华等大学的教授，培养大批会计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调到财政部工作，历任会计制度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顾问。1983年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起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兼法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会长。1985年至1991年任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专家工作组”中国代表。还任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是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新中国建立，翻开中国会计史的新篇章，会计工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恢复和整顿。1949年12月，财政部设立会计制度处，不久该处升格为会计制度司，杨纪琬历任副处长、副司长，任职期间领导组织制定新中国的各项会计制度。五十年代初创建并主编新中国第一本会计杂志《新会计》，以后兼任《工业会计》《企业会计》《会计》等会计专业杂志主编。

1963年，杨纪琬与娄尔行、赵玉珉、葛家澍等教授编写《会计原理》一书。该书在总结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会计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会计的地位、职能、任务、方法等作出理论阐述，受到广泛的欢迎，再版发行100多万册。

粉碎“四人帮”后，杨纪琬任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司长，组织和领导修订《会计人员职权条例》，明确规定企业要建立总会计师的经济责任制。1980年,发起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任副会长。1980年起,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会计法》，历时近5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979年，建议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得到财政部批准,并筹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任第一任会长。并组织领导起草《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会计师事务所）的暂行规定》。在从事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杨纪琬坚持理论研究，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方面，提出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

杨纪琬在多年的工作和研究过程中，著述甚丰，除主编《会计研究》等学术刊物外，自己还撰写上百篇学术论文，主编《成本管理手册》《成本管理大辞典》《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中国现代会计手册》等专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时刻把握我国的国情，是杨纪琬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正是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成果能尽快应用于实践，并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担任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司长期间，适逢我国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他深感培养高级会计人才对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性。自1979年起，杨纪琬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导师，1982年由财政部授予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职称，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近百名。20世纪80年代初，在财政部领导的支持下，杨纪琬领导和组织我国第一个会计电算化试点单位——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会计软件设计、开发工作。微机出现以后，他和许毅教授预感到会计电算将在我国出现一个大发展和大普及的新局面。他们在财政科研所内设立专门机构，研究有关会计电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从1984年起招收会计电算化方向的研究生。

杨纪琬对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热情与大力支持。1980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杨纪琬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兼职教授。他尽管工作繁忙，但多次拨冗莅校指导工作，看望名誉校长潘序伦。他利用在财政部影响，为徐汇校区的开工和建设操心出力，并参加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徐汇校区的奠基和落成典礼。

在杨纪琬的帮助下，潘序伦写的回忆录连载于1984年《财务与会计》的第1至12期，引起国内外会计界人士的重视与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将《潘序伦回忆录》汇编出版单行本，杨纪琬为此作序。序言中写道：“立信会计事业永存中国会计发展史册，潘老先生为发展立信会计事业含辛茹苦所做的贡献，也永远铭记在同行们的心中。”他在序言中还说：“潘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会计界的老前辈，是著名的会计事业家、会计教育家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会计学者。立信会计事业的成功，浇铸了潘老先生的全部心血。”

1993年，适逢纪念潘序伦先生诞辰100周年和立信建校65周年，杨纪琬题词祝贺：“作育英才，功垂后世；承前启后，一代宗师。”他专程抵沪，参加学校相关的庆祝活动，出席在立信举行的“海峡两岸会计事业、会计教育交流会”。1998年是立信创办70周年，他题词：“潘公创业，历经艰难；七十周年，桃李争妍；优良校风，世代相传；继续努力，青出于蓝。”

1995年11月11日，杨纪琬教授从事会计工作60年庆祝会在北京举行。朱镕基副总理致电祝贺。

蔡经济

蔡经济（1906.11.24.-2001.），上海川沙人，1929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历任国立广西大学、西南商业专科学校会计学教授，广东省立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会计学系主任。先后在桂林、柳州、梧州，衡阳和广州开办并主持立信会计学校，1949年移居香港，创办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将立信会计教育拓展到香港，致力于培养现代会计人才20年，是香港现代会计教育的拓荒者。

蔡经济是潘序伦在暨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毕业后赴东北防疫处任会计工作，两年后返沪，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会计师。经潘序伦引荐，蔡经济赴广西，先后在柳州农村试验区，广西省政府会计处、审计处工作，并主持立信会计事务所桂林分所。抗战胜利后应聘来到广州，1947年创办并主持《工商经济》月刊社，创办并主持广州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

香港会计人员的养成教育，当年主要途径是师傅带徒弟。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招收了香港职员，蔡经济主持的广州立信会计学校，招收有志于深造的香港青年。他们学成后回香港工作，受到香港工商界的好评，扩大立信会计教育在香港的影响。1948年7月，蔡经济联合广州的会计师、办学颇具规模的会计学校校长赵灼（实用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倪希明（服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和高永康等一行访问香港。蔡经济一行与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现任会长刘毓芸，前任首届会长、现任监事黄茂林等交流。他们盛情邀请祖国内地的会计学校校长来港兴办教育事业，培养香港工商企业急需的会计人才。

1949年夏，蔡经济移居香港，联合友人筹办会计学校。同年秋，经香港教育司核准，定名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学校招生200余人，蔡经济即致函上海潘序伦，汇报香港办学情况，请潘序伦任校长。潘序伦回函表示不就，提请蔡经济任校长。

学校赁屋办学，分设两处，一是湾仔庄士敦道117号，二是九龙油麻地吴淞街149号。蔡经济教授任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教务主任倪希明教授、关启瑞教授（分别主持上述两处的教务），高永康任稽核，冯圣广任总务主任。学校分日校、夜校，设置2年全日制专科（夜校修读3年，招收高中毕业）、会计训练班（1年制，招收初中毕业）、选修科（3个月一期，招收初中毕业）、中式簿记班（2个月一期，招收初中文化程度）和函授科。

他们去香港携带的有资本和长期办学的经验，更有潘序伦的立信教育理念和出版“立信会计丛书”。学校增开“劳氏成本会计组”，蔡经济教授主讲潘序伦翻译的《劳氏成本会计》，将现代成本会计理论引进香港，推进港澳工商企业的发展。数年过去了，上海的立信会计教育事业中止，香港图书市场没有“立信会计丛书”。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自编教科书，为有别于“立信会计丛书”，取名“立信会计”。办学期间，蔡经济主持编印《立信会计月刊》，每月一期，出版19年，共编印228期。1969年，因合伙人年事已高，经呈请香港教育司核准，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宣布全部结束。

香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培养数千学生，学生遍布港澳工商企业，有的去海外发展，有的事业有成。1982年，移居加拿大的蔡经济联络在港的学生林珩辉、吴文鼐、方明伟、李绍萍等百余人，和50年代立信校友来港发展的张启慧、唐遵之、杨国树、张希龄等，在香港筹备设立“立信海外同学会”,蔡经济任理事会主席。1984年2月，在香港出版《立信会计海外校友会会刊》季刊，潘序伦题写刊名。

在广东期间，1937-1940年，对广东省地方财政管理开展研究，蔡经济应邀在广东省财政厅各县市会计主任训练班讲学，著有《广东省县地方会计之整理》《改良广东省地方会计之意见》《广东省各机关收支程序之改革》等。主要论文有：所得税法中迳行决定与工商业前途（《工商经济》，1947年第5期），工商界对商业会计法应有之认识（《工商经济》，1948年第2期），会计公开与会计师（《工商经济》，1948年第3期），所得税法中之会计理论（《工商经济》1948第5期）；在香港期间蔡经济论文主要刊载在《立信会计月刊》：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纪实，人工管理和成本与机器工作的关系，制造费用的几个问题等；该刊介绍英国会计制度、祖国内地会计制度等，努力沟通内地与香港的会计界的联系，普及现代会计学知识等。其主要著作有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于1940年代出版的《实用政府会计》《所得税会计》《会计理论》等。

黄菊波

黄菊波（1930.7.13.—2002.11.15.)，著名经济学家、教授，上海川沙人，1950年7月毕业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982年晋升为研究员，1986年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黄菊波毕业时志愿报名去东北。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1954年调中央财政部，1956年入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班，1958年毕业留在该所工作。1963年，许毅任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许毅早年毕业于立信会计函授学校，从学徒成长为著名经济学家，既是黄菊波的领导，又是师出同门的学长。他们具有立信学人朴实无华、勤勉务实、不尚空谈的品质，成为新中国成本会计的传承人、引领者。

民国时期，潘序伦为代表的立信学人把西方刚兴起的成本会计学术著作系统地引进中国，把成本会计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于1932年在申新纺织公司率先推行成本核算，推行现代会计制度，努力改变既往的会计仅仅是资金运作的记录者的单一角色，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经济核算与财政、银行的关系十分密切。许毅、黄菊波是关注这方面的学者，重视调查研究，密切注意和探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他们以经济核算为基础，合著《流动资金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黄菊波先后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成本的性质和作用”“试论成本的形成、补偿同资金周转的关系”“加强成本管理，广开生财之道”等，首次提出使用成本开支范围这一科学概念来概括国家对企业生产费用划分的规定。黄菊波在“谈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外部条件”一文中提出，企业经济核算的外部条件，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家集中领导与企业独立经营之间的关系，赋予企业相应的经营管理权。有学者认为，黄菊波把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管理体制、管理业务技术融为一体，把宏观的财务调控与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企业财务基础理论，是新中国财务理论研究和财务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改革开放后，黄菊波关注企业的财务问题，支持企业会计改革，把研究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社会基金分配和会计政策等密切结合起来，积极参与、支持中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建设，是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首届中方咨询专家组成员。

1978年，国家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在该所设立研究生部，许毅、杨纪琬、黄菊波等成为第一批研究院兼研究生导师。黄菊波重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强调中国国情是开展经济研究、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立足点，要求学生具有广阔的视野，关注西方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理论发展与动态，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1996年，黄菊波回首在财政部科研所的历程，感恩良师益友许毅，主编纪念许毅80华诞的《从学徒工到著名经济学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014年10月，《黄菊波文集》出版，共收录学术论文101篇、专著6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丙乾为文集作序，高度评价黄菊波的学术贡献和为人品质，指出黄菊波

对财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过重大的理论贡献，……他的这些论著记录着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财政经济历史和一代学者的思考，十分珍贵；他严谨认真、脚踏实地的学术精神值得年青一代发扬光大。

施仁夫

施仁夫（1908.8.16.-2005.11.15.），江苏省江阴县青阳镇施家村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会计学教授。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师，编辑科编译员、副主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训班会计学教官，中国茶叶公司稽核、会计科长、专员，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之会计主任，兼中华产物保险公司会计处长等职，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抗战胜利后，李文杰、李鸿寿、施仁夫、钱迺澂等立信会计师办起各自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虽独立办理会计师业务，但追随潘序伦脚步不变，且彼此呼应相互支持，形成民国末期会计师界的“立信系”。

上海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上海市直接税务局稽核室主任、上海市财政局稽核处副处长、市税务局税政处负责人，上海市物资局财务物价处副处长，上海市物资学校副校长等职。1980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推为校务委员会委员，聘为立信会计编译所编委，1986年任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顾问。

施仁夫出生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依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读中学时当过小学教师，1931年读大学期间结识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创始人潘序伦，开始在立信会计兼职编译工作，1934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即加盟立信。他治学严谨，是潘序伦主持“立信会计丛书”的得力助手，还为潘序伦将美国劳楞斯（W B Lawrence）的《劳氏成本会计》翻译出力。杨汝梅（字众先）1926年博士论文《商誉与无形资产》提出有关无形资产的理论，为西方会计学者所公认，在世界会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于1927年在美国出版，当即被美国各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及参考书。杨汝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会计学教授。潘序伦称赞该书“立论精深，无与伦比”，交施仁夫将其译成中文，并征得杨汝梅同意定其名为《无形资产论》，列入“立信会计丛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译笔流畅，潘序伦作序推介，无形资产的会计理论以及它的会计处理方法，开始在我国传播。施仁夫始终不渝追随现代会计学宗师潘序伦，热爱财经教育事业，为培养现代会计人才、流通管理和经营人才奉献毕生精力。

他著述、翻译列入立信会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1941年6月起改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再版）出版有：《会计问题》（施仁夫、唐文瑞合著，1936）《陀氏成本会计》（James L Dohr等著，1938)《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陈文麟、施仁夫编著，1935）；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立信会计丛书”之《商业会计教材》（1983），《成本会计》（1983）；审校的有《现代管理会计》（美国罗纳德·J·杰克等著，王澹如等译，1985）等。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的“立信会计丛书”之《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施仁夫、丁元霖编著，1993）。施仁夫先后发表会计论文30多篇，主要论文有：增减乎？借贷乎？（《会计通讯》，1979年第1期），谈共同性科目的应用问题（《财会通讯》，1984年第12期），关于“增减”“借贷”两种记帐方法相结合的探讨（《武汉财会》，1985年9月），救救现金收付记帐法（《上海会计》，1988年第7期），对一些会计名词的商榷（《上海会计》，1989年11期），资金概念种种（《财会通讯》，1992年第10期），试为会计下定义（《上海会计》，1996年第2期）等。

杨君昌

杨君昌(1946.11.28.-2010.7.4.)，原籍苏州，出生于上海，中共党员，博士，教授。上海财政金融学校毕业，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院硕士（MBA）,1985年12月至1993年3月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

1962年，入上海财政金融学校，1964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市财政局，任财税专管员，1973年任处长。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次年经选派出国留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院。1981年获硕士学位(MBA)后回国，进入上海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1989年，他在职考取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博士研究生，1992年4月获财政学博士。1993年3月，调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任教。1993年晋升教授，任财政学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上海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会长。从90年代起，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85年12月，杨君昌调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副校长，时值中山西路校区破土动工建设，教师队伍尚在充实之中。初创阶段的立信，基础薄弱，困难很多。他经认真调查研究，向校党委提出关于改进学校工作的15条建议计8000多字，得到校党委的赞同。在校党委、校长（市财政局长兼）的领导下，在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对外协作交流等方面，他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1986年9月在校内办师资本科班，经考试选拔招收34名复校后留校的大专生，提升他们的学历和教学能力，为他们成长提供条件；1986年12月组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召开首次学术论文报告会，表彰14名教师，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1987年2月，建立经济研究所，筹办学术刊物《立信学刊》；进一步推进完善教学系部建设；开拓视野，与日本赤冢学园专业学校、加拿大万能阁会计国际公司等建立协作关系。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发展定位上，他率先提出“以会计学科为主，多种邻近经济学科协调发展”的思路，并写进学校“七五”发展纲要。他主持教职工民主分房委员会讨论分房方案时，专设教工旁听席，充分体现教工福利分房的公开、公正。1989年2月，杨君昌赴英国北仑敦理工学院商学院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当时尚未面向全国招生，一段时期接受冶金工业部直属企业及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委托生，每年编为一个教学班，8913班便是如此。1991年，他每周五的第3节课给该班讲授《管理会计学》。有位学生是足球迷，一次上课时以书本为掩护阅读足球报纸。杨老师发现后，找其“约谈”。该生作被责问的心理准备，不料杨君昌却是与其耐心细致平等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交往，该生向他倾诉，自己对学会计专业不是很感兴趣，高考的志愿是体育新闻专业……。杨君昌认真倾听，没有讲一些该如何、不该如何的大道理。师生在深入地摊开心扉地交谈中，该生开始反思自己的学习态度，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读书比过去勤奋了。该生毕业后，师生间保持联系。杨君昌经常鼓励他，在他工作遇到困难或问题时，设法给予帮助支持。

1993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接受杨君昌辞职的请求，免去杨君昌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校党委委员职务。他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依然关心立信的发展，关心立信的同事和同学。立信有位大专毕业生，考研而两次未果，慕名向他请教。他在家接待，耐心指导，使这位同学最终实现愿望。他推崇立信校友顾准的成长道路和学术思想，对每届研究生都会抽出时间作专门介绍，鼓励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当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亟需了解相应的理论，他把在国外所学的知识系统地介绍给国人，撰写《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两部专著。

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期间，他编写第一批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普及市场经济理论和知识。他领衔主持的《中国财政发展报告》项目，以年度报告的形式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重大财政问题。他还编著《财政金融学》《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企业税制优化论》《公共定价理论》《管理经济学》《财政体制研究文集》等；译著《发展中国家城市财政学》（美·R.Bahl、J.Lim著，陈开元、杨君昌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学校理财—— 政策透视》（艾伦.R.奥登等著，合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主编《管理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等。杨君昌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杨君昌培养一批财政学人才，其中有25名博士研究生。学生在他们编印的博士论文集《葆青众论》的前言中写道：

遇到杨老师并成为他的学生，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珍重的礼物。这份礼物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历学位文凭，而是人世间真善美的精华。

许毅

许毅（1917.11.-2010.11.17.），江苏省南通县姜灶镇人。他从记帐学徒、会计助理员，立信会计函授学校肄业。国家财政部党组成员、财政科研所所长、研究员。1980年复校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的委员，立信上海校友会顾问。1981年，许毅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1933年，许毅因家贫辍学，到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做学徒；1935年到如皋县一家盐店任助理会计员，工作任务是协助外帐房制作食盐运销之旬、月报表，按期报送盐务稽核所。他工作之余四处借书来读，知道上海的立信会计函授学校后，立即报名，接受现代会计教育。

和其他立信函授生一样，许毅使用的是立信自编的教材，作业用纸、来往信封都是立信统一制定的，印有“立信”的标识。许毅珍惜学习机会，抓住点滴时间学，远远超出立信规定的“函授生每天至少须一小时阅读讲义，一小时做作业”的要求。在工作中，他直接感受到灶民的辛劳，对店主违背诚信的事例也有所了解。经过两年多的函授学习，许毅为拿下毕业证书正信心满满向预定学分冲刺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19日，如皋沦陷，许毅的函授学习“因邮路中断而被迫中止”。

日军在如皋县城及附近村庄实行野蛮暴行，激起如皋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同仇敌忾，自发组织起来与日军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许毅回到家乡姜灶镇，联络爱国青年组建“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许毅从此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一度还成为立信教师的黄逸峰、顾准的部下。

黄逸峰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会计学教授。1940年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宣告成立，黄逸峰出任司令员。许毅历任“联抗”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抗”司令部大队教导员、政治指导员。1941年9月，许毅任苏北联抗司令部担任粮秣处主任，在黄逸峰的指挥、指导下从事根据地财经工作。1950年初，许毅离开苏北地区调往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顾准任副部长，许毅任计划处长、华东税务局副局长。1955年，许毅调任中央财政部，先后任处长，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财政部基建财务司司长；1963年11月起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文化大革命”中，许毅遭到不公正待遇，受到批判并下放农村养猪务农。在花甲之年，他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许毅敏锐地意识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不能只靠优惠政策，更主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符合国际惯例、有中国特点的会计、税收法律制度。他与杨纪琬教授等一道，举办一系列西方会计、税法讲习班，派送人员到海外会计公司学习，推进中国会计事业的改革开放，促成会计师事务所的恢复重建，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许毅是我国财政学科的带头人，在重大的财经改革、发展、政策调控与财政基础理论、财经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许毅对立信有着深厚的情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常来上海，与潘序伦叙师生之情。潘序伦倡导立信复校，许毅和杨纪琬在财政部工作，立即给予热情回应，对立信会计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倾注热情，鼎力支持。1980年10月、1986年11月，许毅先后两次被推选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为学校的复办和徐汇校区的建设出力甚多。

徐惠勇

徐惠勇（1924.10.31.-2011.12.8.）上海人，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948年7月毕业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兼学校阅卷教师。历任上海市财政局会计师、上海市审计局总会计师、《上海会计》编委会主任、《上海审计》主编。立信复校，发挥校友的积极作用。他先后于1980年10月、1986年11月被推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86年9月至1988年9月兼审计系主任，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审计学系的创办人。

在上海市审计局工作时，徐惠勇对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与局其他领导一道，促成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委托，承办中国、加拿大审计机关双边合作项目审计干部培训班。1984年10月19日，他接待加拿大审计长助理高达特（副部长级）一行。1985年10月10日-11月24日，加拿大审计长公署代表团莫多一行8人来沪，执行两国审计机关双边合作项目，明顿等4名专家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为审计署举办审计干部培训班讲学。1986年4月21日-6月7日，中国、加拿大合办计算机审计培训班在立信举办，讲学的有4位加拿大专家。4月26-28日，徐惠勇等陪同加拿大审计长公署审计长助理高达特来立信，对中加审计培训合作项目已执行部分进行评估，并参加中加合办的计算机审计培训班开学典礼。

 徐惠勇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上海会计师事务所法人代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办并主持上柴B股（900920）、上海物贸（600822）、上海永久(600818)等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工作。历任上海市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问，上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审计学会副会长，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等。著有《工业企业专用基金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主编《乡镇审计教程》（与张平之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发表的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有，扩大企业财权、促使发挥更多的主动性（《会计通讯》，1979年第1期），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务会计工作（《上海会计》，1991年第3期），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益审计（《审计研究》，1986年第3期），国民经济中的审计工作（《审计研究》，1986年第10期），我国审计模式需要从理顺审计与财政的关系来作研究（《上海会计》，1987年第5期），分税制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上海管理科学》，1994年第1期），从股份制公司股票发行的查证看会计接轨问题（《上海会计》，1994年第6期），关于当前若干会计理论和实践的讨论（《上海会计》，1995年第11期），完善的独立审计必须要有一个良好执业环境（《注册会计师通讯》，1997年第6期），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执业环境研究（《审计研究资料》，1998年第10期）等。

管锦康

管锦康（1918.1.21.-2013.2.16.），浙江省海宁人，东吴大学商学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系硕士，历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讲师、会计主任、副教授、总务主任（1948.12-1949.8）、教授；1980年10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立信会计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起，历任津沽大学、南开大学、河北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学院教授。是中国会计学会荣誉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副会长。1952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政协天津市第二届至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民盟顾问，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1990年起为天津财经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终生教授。

1936年7月，管锦康从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毕业，入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同时在立信会计补习学校任教。入东吴大学会计系半工半读，1943年毕业。1946年5月，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注册登记为会计师，12月赴美留学，次年暑期获会计学硕士学位，往密歇根大学旁听美国著名教授裴登（W.A.Paton）的会计课程，1947年12月回国。在美期间，管锦康遵潘序伦的嘱托，购置当时美国著名会计书刊500余（种）册，为我国会计界及时引进西方会计学提供丰富的资料。1948年，赴天津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天津分所，代表中方会同会同英方投资人委托的英国会计师，共同执行开滦煤矿总公司及所属各矿区、各办事处和港务处的查账业务。在李烛尘等著名企业家的大力支持下，管锦康1948年创办并主持北京、天津的立信会计学校，任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潘序伦），是立信会计在京津地区的开拓者。天津立信会计学校接受人民政府机关、大型企业和经济社团的委托，举办在职人员进修培训班，如1951年春举办天津市公用局的统计班、会计班，大中华橡胶厂成本会计班，天津市花纱布绸业公会会计班等。办学的6年间，北京、天津两校累计招收在职进修学员约万人，有力地推进现代会计及成本管理在京津地区的推广和应用。1953年，开滦煤矿查账业务停止，管锦康乃结束会计师业务，为津沽大学专职教授、财会系代主任。院系调整，管锦康任南开大学教授、会计原理教研室主任。1958年秋，调天津的河北财经学院，任会计教研室主任。1974年9月，河北财经学院更名天津财经学院，任会计学主任；1983年组建审计学专业，1986年成立审计学系，任审计学系名誉主任。

管锦康是潘序伦立信会计教育事业始终不渝的追随者。他的夫人潘屺瞻是潘序伦唯一的亲生女儿，夫妻俩生活俭朴，支持潘序伦将沪上自有的三处居所捐国家或捐立信办学，生前四次婉拒市政府安排别处宽敞的住房，并将其所有存款捐给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用于奖励优秀学生，以此建立“潘序伦奖学基金”。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复办后，管锦康不仅带头为奖学基金捐款，还义务为立信发展献计出力。

1990年代管锦康自述，其学术上师承立信会计事业的开创人潘序伦教授（1993-1985），美国伊利偌伊大学研究院A.C.李特尔顿教授（Ananias Charles Littletm）（1886-1974）。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成本基础之会计理论》，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本的文献，1950年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单行本。他继承潘序伦崇尚务实学风，努力将会计学术、审计理论面向实务界，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是积极将西方成本学移植中国的立信学人之一，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会计学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不被重视，不少人认为企业管理主要是营销。他致力于根本改变对会计工作仅仅是记帐的传统观念，为推广成本会计、经济分析作出不懈的努力。管锦康撰文指出，成本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因素，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仍很重要；注重成本补偿，加速资金周转，是发展经济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方面主要著述有，主编《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翻译《现代大学会计》，合编《成本管理手册》，参与《成本管理大辞典》等。

改革开放后，管锦康老当益壮，主要致力于审计学的研究，为推进我国审计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试论我国审计工作体系的建立（《财会通讯》，1983年第1期），试论审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审计研究》，1987年第2期），我国审计模式的探讨（《审计研究》，1987年6月），论审计的职能（《现代财经》，1987年第5期），国家审计中的经济效益审计（《中国审计》，2003年第17期）等；编著主要有，《审计学》（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简明各业审计知识》（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8），《审计定义与职能》（中国审计出版社，1989），《审计学原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0），《现代审计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4）等。